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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
这是阿Q 式的抄家。阿Q 还说“造反有趣，？ 。”我们许多小伙伴都跟在造
反派的抄家队伍后面，“同去同去”。我不知道那些被抄的人家为何总是敞
开着门，而且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列在门口作迎候状，仿佛有朋自远方来，
但不是乐不可支而是诚惶诚恐。我印象是这样。有一家从米缸里抄出个银手
镯，有从床底下抄出铜元宝的。还在一户人家的木箱子里搜出顶瓜皮帽。红
卫兵说你还想当地主吗？男主人呆在一旁只听女主人说我们有罪。这户人家
天井里长着棵桃树，我尝过那桃子，甜。抄家时又是桃红柳绿，但谁也感觉
不到枝头的喧闹。女人又捏着拳头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我跟
着拥挤的人群出门，被人撞到了桃树上，桃树落英缤纷。那棵桃树后来坏死
了，也就再没有小孩来偷桃子了。我现在知道那女主人是在作自我保护，当
法律、权利与尊严化为乌有时，彻底老实或糟践自己其实是一种最有效的也
是最无力的办法。那样的场面后来能够相比美的只有娶亲的队伍。这滑稽么？
当我以成人的眼光轻松地看着与自己当年年龄相仿或更小的小朋友嬉笑着跟
在娶亲的队伍后面，想着当年情景，一时失语。我自己也成了“小朋友”们
的“历史背景”了。滋润天真无邪心灵的是以独特方式（甚至是世俗的）表
达的“爱”，在他们的视野中两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走到同一片屋檐下于是
就有了“家”。在他们面前是家的珠联璧合，而在我们的身后则是家的支离
破碎。我至今还不清楚，那本《寄小读者》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在“文革”
的后期我竟然读到了《赵氏孤儿》和残缺的《金瓶梅词话》等。现在想来真
是个奇迹。后来学小靳庄，大队要建一个新的供贫下中农学习的图书阅览室，
我去整理布置。那间作阅览室的房子的角落堆着几捆书，是抄家时的战利品。
这个尘封的世界对我充满了诱惑。抄家来的财物都有了不明的去向，只有书
被当作废品“向隅而泣”。我读到了《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三
家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些父辈当年读过的书，在这样
的境遇中偷偷地哺育着滋润着我。它们甚至引起我关于爱情的梦想。读大学
时我几乎没有重读《当代文学史》必读书目单上列到的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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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有了“版本”意识后，再回故乡找那本《寄小读者》时，已经无影
无踪了。我后来曾经想，我所见到的那些红卫兵们如果曾经读过《寄小读者》
而且被深深打动过，即便是去抄家是否可能收敛些？我觉得我和我的这一辈
人在应该懂得爱也需要爱的时候，爱却被莫名的恨代替、毁灭。冰心在《寄
小读者》中反复说到的爱、母爱是对人类永恒的讴歌。冰心说过，“这如火
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读过《寄小读者》、
被爱滋润过、又记住了爱并且去爱的人，是幸福的。我曾经想过而且现在还
这样想，在现代散文中如果选一本类似于《圣经》的书那么这本书无疑是《寄
小读者》。
《朝花夕拾》
作为一部纯粹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在鲁迅创作中占据的地位是重要
的。编定《野草》后隔天，鲁迅着手编辑陆续刊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
提》，并改题为《朝花夕拾》。1928 年9 月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未名新集
第2 种。我在乡下最早读到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4 月第一版，
《呐喊》《彷徨》和《鲁迅杂文集》的单行本也在那年重出了。现在我书架
上的《朝花夕拾》、《呐喊》、《彷徨》还是1973 年的版本，《朝花夕拾》
是初中老师送我，扉页有某校“革命领导小组”的红印章。
在世事的“螺旋”中，《朝花夕拾》的写作环境几经变异。《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无常》作于流离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写于厦门大
学图书馆的楼上，此时的鲁迅“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样的
“生存空间”的迁徙，也正是鲁迅深刻而痛苦的精神漂泊。《朝花夕拾》的
编辑与写作分别在“一？二八”与“四？一二”事件之后，“小引”所谓“心
里这么芜杂”与这两个事件的震荡有关，鲁迅由此有了“妄想破灭”的感觉。
《朝花夕拾》与《野草》是可以参照着读的。《朝花夕拾》之“小引”是以
《野草》的方式诠释《朝花夕拾》：“寻闲静”“抄记忆”是鲁迅“彷徨于
无地”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
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
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连回忆也没有。”由“纷扰”到“闲
静”，也是由“杂文”到“小品散文”的转换，这使得《朝花夕抬》在精神
与文体上具有双重意义。
“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是《朝花夕拾》的关键语句。鲁
迅“吊唁”什么？是随着韶光永逝的童心、天性、人情和爱心。童时的鲁迅
对阿长由怨恨转为爱，在于长妈妈对“幼稚的爱美的天性”的满足；为何与
“无常”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在于无常之通人性，“一切鬼中，就是他有
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要变鬼，自然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和
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
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宽有了他父亲，没有
了《五猖会》中的埋怨，而是说“我很爱我的父亲”；鲁迅对范爱农女儿景
况的惦念、对藤野先生的感激展示了他真爱的情怀；那是一个亲切的鲁迅，
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性的鲁迅。当鲁迅在他的记忆中充满欢愉时，我
不能不为他对现实的深深绝望所震撼。一部《朝花夕拾》是人生再洗礼的仪
式。说“吊唁”，是因为“韶光”已经“永逝”，于是失落之情与怅惘之美
如涓涓溪流从鲁迅心中缓缓的淌出，而又滋润千万读者的心田。鲁迅对“悲
哀的吊唁永逝的韶光”这一人生经验的揭示同样使《朝花夕拾》不朽。逝者
如斯，而人们愿意让记忆中留存的“旧来的意味”“哄骗”，似乎也成了人
类的天性了：“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
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
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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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年之前我去过绍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是5 月，在绍兴乡村，
我吃了闰土后人种的罗汉豆，又在绍兴城里的“咸亨酒店”尝了孔乙己喜欢
的用罗汉豆做的茴香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滋味，我只记得我们几个
同学一边嚼着茴香豆一边背诵鲁迅的话：“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
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
《剪拂集》
这是林语堂的第一部散文集，北新书局1928 年12 月出版，有《祝土匪》
等杂文28 篇。1935 年4 月，郁达夫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时，林语堂已经“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了。郁达夫是如何议论林语堂的这
一变化的呢？“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如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
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
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代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
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
逆者混处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
尤其是用得着。”在分析了林语堂幽默文章形成的因素后，郁达夫中肯地说：
“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拉勃来，不要因为受了人家的
暗算，就矫枉过正，走上了斜途。”后来的情形虽然比郁达夫这里所作的分
析复杂些，但他在这段话中包含的“原则性”仍然重要而有效，只是后来者
在新的环境下理解和阐释历史的依据已发生变化。林语堂自己在《大荒集》
的序中，对自己在“大荒”中的“旅行”作过看似随意实是有心的辨析：“不
过有一点，大荒旅行者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
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味，而我尚不能。”又说：“在大荒中孤游的人，
也有特种意味，全心全意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乐此
不疲罢了，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
计较，莫须商量。或是观草虫，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
我行我素其中自有乐趣。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
宇宙人生的。”他比较了《剪拂集》与《大荒集》的差异，以为后者“料想
已无《剪拂集》之坦白了”。这“坦白”就是他“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
勇气。”由《剪拂集》到《大荒集》是林语堂在“五四”退潮后逐渐转化的
思想历程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阶段的开始。对自己的变化，他在《剪拂
集》序中是表达出寂寞与悲哀的，而且多少有些无可奈何，这是林语堂的不
虚伪之处。《剪拂集》也许并不代表林语堂散文的艺术成就，但是，它是林
语堂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