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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这是两种剥夺，那么这两种剥夺，关键是哪一种剥夺呢？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关键是国家对农民的剥夺。为什么说两种剥夺中，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更为重要、更为关键？我们在研究问题、思考问题的时候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国家对农村生活的深入的介入的话，市场有可能产生公正。我们现在回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曾经有那么几年，就餐者到饭店吃饭的时候，饭店的主人“宰客”，宰谁呢？宰食客。我们还注意到我们在买房装修的时候，装修公司宰客户。我们还注意到，我们社会存在地下钱庄，有一个时期地下钱庄的老板也可能宰借贷者，但是因为有一定程度的竞争，这样一些现象就消失了，或者说宰客的情况变得比较轻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说市场竞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能够解决公正的问题。那么国家一介入市场关系，尤其是我们的官员和商人勾结起来，鼓励经济生活当中的垄断，这个市场就很难保证它的公正了。这是我前面讲的两种排挤伴随着两种剥夺，就可能加剧了我们说的农民的痛苦。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了这种排挤，有了这种剥夺，是不是就一定产生社会危机？我开始说了，我们关心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是关心中国的命运，关心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性的问题，有了这种排挤，有了这种剥夺，是不是就一定产生问题呢？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判断，叫做农村危机发生的最后条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一般的学者不太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实话实说深入思考的话，这个问题我们是回避不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因为排挤的问题、因为剥夺的问题，农民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农民不见得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来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政府感到（难以）进一步发展，感到困难。不见得是这样。我们中国的历史时期，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经常发生，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读书思考有一个体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剥夺最弱势阶层的同时到了一定程度，开始剥夺这个社会的富人，也就是说可能是比较有钱的人，（或者在一定时期里，说他是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就麻烦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弱势阶层的剥夺仅仅停留在最弱势的阶层，比如对农民的剥夺，那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大，如果你剥夺到富人，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为什么呢？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就会和我们说所谓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就会相互呼应，富人会组织穷人。
我们这个话说得可能很抽象，从事实来讲，我注意到一些情况特别有意思。远的不说，在1949年之前我们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农民战争，这个农民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节节走向胜利，其实失败例子特别多，很多情况下农民是失败的，我们红军由井冈山走向我们家乡延安，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失败逐步转移根据地，最后到了陕北。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成功呢？我观察，和它上层集团的分裂有关系。比如说彭湃领袖的海陆丰农民起义。
王鲁湘：广东的。
党国英：这个起义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一些历史资料，他和广东省一些国民党的官员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成为他们的坐上宾。陈炯民、李济申。
王鲁湘：廖仲恺。
党国英：廖仲恺，这样一些国民党的大员其实和农民起义的指挥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仅仅是普通的农民受到剥夺，可能这个社会问题还不大。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同学们可能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停留在对农民的剥夺上，我们再不向前走一步，那我们这个现代化还可持续，那就不要紧了，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发现什么？如果我们一个社会处在纲纪败坏、体制的腐败问题很严重的情况下，你要让他不走到那一步，就是所谓的剥夺中产阶级，剥夺这个社会的富人，剥夺这个社会的精英，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在农村调查过程当中，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说远一点的话，大家可能看过《水浒》，《水浒》当中反映的情况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一些富人的剥夺，不仅仅是对小农的剥夺。历史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个情况我们讲，现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后面再涉及这个问题。这是我谈的第二个判断。
第三个判断，我们就回到我们中国的现实，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从1949年起成立新中国以后，我们有过那么几个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发展阶段如果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我们对农民是不公正的。我们仍然从国家和市场两个方面来讲。
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分给农民的土地最后又集中起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说农民是自愿的，恐怕主要的历史情形不是这样的。先以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就是通过所谓的“剪刀差”，有些人分析认为从农民手里多拿了几千亿。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通过征地，就把农民的耕地拿过来，用于工商业建设，用于城市建设，从农民手里拿了几千万亩土地，而且拿地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很低的，有些人估计是两万到三万亿土地的级差收益，可能由农民手里转到城市部门。还有劳动力，就是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时候这个定价是不合理的，这个定价来自市场，也来自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垄断。所以我们说，无论从市场关系看，还是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看，我们对农民的剥夺是很明显的。我们搞现代化，我们需要积累资本，我们需要增加劳动力，我们需要增加土地的供应，那么这几种要素的转移，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对农民是不公正的。这三大要素每一种要素的转移，你看一下我们农民是不是得到了公正的回报，我们已经有了数量上的估计，说它是不公正的。这是一个，在国家控制之下的这种市场关系造成对农民的不公正。
我们再说公共品的供应也是这样。按我的一些调查，我们现在一些基层农村社会，它在农民的交易过程当中，收了农民的税费没有给农民提供公共性的服务。我去一个村里头调查，河北一个地方。因为华北平原地下水（分布），形成所谓一个大漏斗，地下水位下降，农民吃的水，过去是甜水后来是苦水。如果打一口深井的话，农民吃的水就可以变过来了。农民交给政府的税费远远超过了打一口深井所需要的费用，但是这口深井就打不出来。从基础设施到农村的社会秩序，我们农民还是需要公共品，农民给国家交了税以后，这些税是不是公正的购买到了公共品，在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的，所以从市场关系看，或者我们说从经济市场的关系看，从政治市场关系看的话，我们农民的确是受到了一个不公正的待遇。我自己还算过一个账，想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对农民从上到下控制系统，到底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做过一个典型的案例调查，我在四个假设之下算了一个账。什么假设呢？
一个，如果说县政府这个机构运行的话，不要农民的钱，这是一个。
第二个假设是，村一级实行公共事务的志愿者制度，不拿农民的工资，这个并不是不可行的。我们做假设，假设要合理。当然不拿报酬不是说不以其它形式从农民那里拿收入，不是这个意思，至少他不会说，因为我给你办了一些公共方面的事情，我要跟你要钱。过去有志愿者我们现在反倒要给村干部发工资，一个妇联主任也要拿工资，一个村的小组长也要拿，我们假设他们不拿工资、不拿报酬，又会怎么样呢？这是第二个假设。
第三个假设是，乡级公务人员的工资，以及公共活动的支出，要由农民负担。我把这个假设也是现实的，乡一级的公共活动也由政府来掏钱，农民不承担的话，那这个假设就不太合理了，所以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假设，农民给乡一级政府的公共品的这种生产供应要买单，这是第三个假设。
第四个假设，征收税费是平等的。我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农民给政府交的税费其实绝对量并不大。我发现什么呢？有一些农民交了，有一些农民没有交。简单说，比如每个农民都交一百块钱的话，政府应该收到一百万，结果他收到五十万，说明什么？说明有一些农民没有交。假设是公平的，我算账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个农民给乡政府每年交上二十三块钱，乡政府的机构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运转，那么实际上交的这个钱不是二十三块钱，我算账的这个地方是交了一百九十一块钱，这个差是相当大的。
这是我说的一个案例吧，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题目，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对农民的剥夺，从公共品的供给看，或者从市场关系看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些问题，我把它归结为，在利益关系上我们对农民的一种不公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就是要建立一个权利平衡的社会。我们经常讲民主、自由、公正，我想找一个比较抽象的词，这个抽象程度更高一个层次，我把它叫成权利平衡的社会。这个看法我们仍然是拿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传统和欧洲的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在秦始皇以后，我们形成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从上到下高度控制的这么一个社会，欧洲社会主要指的是西欧的社会，是一个扁平的社会。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权利平衡的社会，我想恐怕要做一种改造，要把对农民高度控制的这样一个社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