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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统的，比如说像钢铁、汽车，产业方面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农业本身，我们现在有大量的需要这个，农民现在提高收入，主要途径就是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本来这个转移，就由于城市的失业问题，要受到很大的阻碍。那么，加入WTO以后，如果我们的农产品，对外进口放开以后呢，那么，价格现在我们几乎没有这个竞争的优势。因为，我们经营的规模太小。
主持人：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和农民兄弟的孩子们，给他们点什么建议？
李培林：很难，我就说很难给建议，因为我们也不是开药方，但是我是觉得，中国的农业方面，必须把劳动力转移出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没有别的途径。那么，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对进城的民工有些非议，好像来了以后，城市还有这么多的下岗，你还来干什么，这不是添乱。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分割状态下的，具有断裂性的。就是说，实际上城市下岗职工寻找的这些工作，并不是民工现在干的这些工作，二者之间的替代性，实际上不是特别大。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民工都退回去，这些工作，城市职工也不一定，就是说全都能补上，因为他主要集中在建筑业、装修业，然后这种一般的服务餐饮业。
主持人：掏下水道、洗油烟机。
李培林：对，不是所有的城市职工都能够干的。
观 众：我是从农村来的，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刚才您谈到，农民工作城市化的问题，好象就是说，我长时间在农村生活，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农村进城的那部分民工，往往就是农村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人，那么，他们如果进城，这样的人进城之后，将他城市化之后，那么，是不是在事实上对农村的人才资源造成一种掠夺呢？还有一个，这个掠夺之后，在城市向农村这种反向流动，不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农村的发展，又靠什么人来推动？所以，我想提个问题，您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方式，是否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事实？谢谢。
主持人：怎么办？外企和外国人把中国的人才全给挖走了，然后中国大都市的这些机构又把农村的精英挖走了，城市的哇尔哇拉大姐又这么迟迟疑疑不去，怎么办？
李培林：实际上中国的地域很广大，不同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很难有一个人敢说，我对中国的情况确实了解了，或者了解得很深。就是你只能说，你对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调查当中会发现，不同的地区，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在一些粮食的主产区，特别是中西部，你说的情况是很平常的。就是大量出来的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文化水平，在农村里面是属于比较高的，他们眼界也比较开阔，也比较有创业精神。那么，他们出来打工以后，往往造成了当地农村的一些凋敝。农村留下的当时叫做什么三八六一七零部队，
主持人：这是什么意思。
李培林：三八就是妇女，六一就是小孩，然后七零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所以三八六一七零部队在农村里面。所以，这种情况，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另一个事实，比如说很多人分析大量的，比如四川是个主要的外流人口输出地，农村输出地。但是现在，很多的民工，每年寄回去的钱，是对当地的一个经济上的很大的支持，而且，这些人通过打工以后，我觉得打工确实是全国一个大学校，咱们下岗工人都没有钱去进行培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培训。他们知道，外面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掌握一门技术，知道这个经济是怎么运行、怎么来经营。那么学到这个以后，对他们未来，甚至他们回去创业，都是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是一样的，这种担心当然是应当有的，但是我觉得并不可怕，就像中国人出国一样，当初也是很多人说，清华、北大，那就是人家美国的预备学校，培养了以后都出去了，那么中国忙活什么呢，投那么大的资。但是你会看到，几年以后，还是正面的效果会出现，大量的人，现在整个的上海，这些开发区里面创业者，不都是从美国，从其他欧洲国家回来，咱们派去的留学生，他们又回来了吗，这个过程迟早会到来的。
另外，就是你还要看看，在不同的地区也不一样。你比如像温州，温州的人他不光遍布全国，是吧？遍布全世界，在这个伦敦的Soho区，在巴黎的十三区，在旧金山都有他们的人。那么，他们出来以后，没有带来这个当地的凋敝，温州地区的农村，还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带来的影响，也还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个趋势，应当还是说是一种发展，是一种进步。应当看到这种趋势最终还是有利的，但是我倒不赞成说这种模式那种模式，现实会选择他的道路，并不一定说人为地，去确定一种什么模式，我觉得有些问题到底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你人为怎么可能确定什么模式，现实会选择他的道路。
观 众：李教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您刚刚已经谈过了，不管是官方还是专家，在我们最近对社会的调查研究中，已经表明，我们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达到一个严重的，接近或者超过一个警戒线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众所周知，一个贫富分化，会严重影响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那么，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或者如何去建立一种机制来预防，或者是保障这样一种贫富分化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的专家，您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谢谢。
主持人：谢谢你。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问朱总理的，但是朱总理今天没在，您就替他回答一下。
李培林：刚才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我就是说，你这个警戒线，我倒没有说现在一定超过警戒线，我只是说，现在这种线和你这种老百姓承受能力，是有很大关系。还不在于你客观测定的这个是多少，而在于大家能够接受的是多少。那么，这个接受的程度，和人们对这种差距的认识、承认是有关系的。首先，一个社会它不可能没有差距。改革以来，你不就是要打破大锅饭，不就是要取消平均主义，现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差距拉开了，你又嫌差距太大了。问题就是说，这种差距大了以后，它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我觉得这个是公众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你要有一个社会公正的这么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如果大家认为，这种差距就是合理的，你没有付出你的努力，你不应该达到这个位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我的社会的这种梦想。那么，这个社会是蓬勃生机的。但是，每一个都以一种抱怨的心理，你看看，该得到的他不得到，不该得到的他偏得到了，什么都是不公正的，然后，那些富的人，都应该一个个拉出去枪毙，那么，你要是说，如果有这么一种社会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一种不正常的，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所以，我就说，首先必须，当然是我们在这个制度上各方面，采取各种的措施，来取消这种不公正，或者不合理这些差距，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就要突出地提出社会公正的问题，首先，你要形成这个东西的标准，什么叫社会公正？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测量，你怎么去推行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根本就不是一样的，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个东西形成起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主持人：这位网友叫“我想我是海”，他说，我们都看到了这几年这个城市里的就业变得很活跃，就是城市里的人，从这个行业跳到那个行业，就跟我一样，比较活跃。我们也可以预想，入世后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就业流动，也将活跃起来，但我们怎么也不能想象出来，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得到警察先生们的尊重。就在入世的第二天，北京警察抓走了为我妈妈做衣服的农村裁缝，害得我妈妈血本无归。我们更是无法想象，有一天会看到城市向农村流动，我指的不是占用农村耕地，在那里盖别墅，我指的是把农村人当人看，像苏联的哇尔哇拉大姐那样，去当乡村女教师，是不是这样，李教授？
李培林：应当说，民工在整个的流动过程当中，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而且他们应当说这个群体，和下岗职工不是太一样，因为下岗职工在他整个的社会位置的变化当中，他是甭管是收入，还是社会地位是往下走的。民工虽然他在城市当中，现在位置很低，但是，他比他的历史，也就是说，比他在农田里面耕田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眼界也开阔了，接触的人然后从事的工作，具有的收入，都比以前也有提高。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抱怨并不像下岗职工这么强烈，尽管他们实际的生活的状况并不一定比下岗职工就好多少。
但是城市，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往往在这个规划当中，没有一种长远的眼光。好像还是以为他们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流动性的、季节性的，你春节就回去，然后农闲了就回来，然后城市需要你，你就在这儿，不需要你，你最后就回去了。实际上你要看到整个的社会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农民分离出来，到城市里面来。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城市规划当中，你必须把他当作未来的市民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