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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股人每年还享受固定利息以及不固定的红利回报。
在天桥股票发行的过程中，没有人看见过企业的财务报表，也没有人知道股票价格确定的依据。当然，股东权益，管理者经营目标，筹资后的资本使用方向等等，这样一些今天的投资者几乎必须明确的问题，当时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因为我们当时啊，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公司是怎么回事，就我自己来说，我那时候参加过这个讨论，我自己就不是弄得太清楚，只是在《资本论》上看见过，讲到股份制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想非经济学家，可能跟我们经济学家差不多，也不太清楚。
敢于承认自己不懂，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勇气。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尚且不懂，那么没有专门研究过经济学理论的企业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对于股份制又能知道多少呢？
１９８３年，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根本没有股票市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股票市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投资人一旦购买了股票，将永远无法再把股票变成现金，这样的风险又有谁愿意承担呢？因此，天桥股票既有期限又有固定利息，这些与债券类似的地方，不过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而已。由此可见，股份制绝不是某个企业所能运作的，它需要一整套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与之匹配。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探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序幕。
沈阳
沈阳是中国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１９８５年的冬天，为了筹集企业急需的资金，沈阳许多国有企业采取了发行债券或内部股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企业把钱拿走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时任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罗振忠
老百姓有这个券需要变钱的时候，怎么办，到哪儿去，所以在省市行的帮助下，我们信托就开办了一个证券的转让业务。
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这样悄悄地进行着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的转让业务。
这个地方就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５日开办证券转让业务的地方，外面也是人，里面也是人，这边这个大厅里头，有买的，有卖的，有鉴证的，有抵押的，这边是我们的价格板。当时都是原始的，我们通过把原始券复印以后标在这个上，卖的价钱买的价钱，使得这个公平合理。
这确实是新生事物。１９８６年８月５日，这家证券交易柜台的开业，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１９８７年初，外交部组织了５０多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到沈阳参观。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那个窗口，在窗口有几个窗口，开始挂牌可以买卖企业债券和股票，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很简单就是黑板上写一写买价、卖价，数量又很少，当时股票本来就少，在沈阳东北地区更少，但是这个问题引起各界的重视，因为它是个突破，是属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企业债券的二级市场，这是很大的突破，这引起各界注意，新闻单位都去采访，外国的新闻界也去，那儿一阵成了参观点了。我去的时候，有军队警察在那儿维持秩序，都到了这个程度。其实，它数量不大，意义在于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当时，人们仅仅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柜台，让老百姓手中的有价证券实现自由交易。日本的《朝日新闻》对这件事做了这样的报道：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个交易柜台，诞生在中国沈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
十——他山之石
上海江宁路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上海市江宁路一改往日的安静，这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大约２万多人排成长队，等待购买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万人攒动争相购买股票的景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国内外各大新闻媒界纷纷报道此事。
这是新中国建国３５年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
时任上海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负责人 黄贵显
当时上海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富余的地皮，富余的房子。缺少什么呢？缺少资本的运作，他们没钱，财政不可能拨钱给你搞实业，现在我们叫三产了。怎么办呢？学农村的集资，先是职工集资，后来呢就是亲戚朋友的，再后来呢就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你托他，他也给你集资，那么当时我们想呢，既然已经不是完全是内部集资，为什么不能跑到外面去集资呢？光明正大的不要偷偷摸摸的，等到小飞乐集资的时候呢，我们就试了一下。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批准，以每股５０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了１万股股票，共计筹资５０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飞乐音响当年那张原始的股票，由于它标准地体现了股票的特征，因此，它一直被人认为是新中国的第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林率领由２００多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来到了中国，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一行。
菲尔林主席旁边的这位年轻人，当时是外交部的翻译。
时任邓小平同志的翻译 高志凯
菲尔林先生从股票市场的这个结构，从它交易的情况，它上市公司的情况，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听取了这些介绍以后，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很富有，我们现在还是在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呢，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私有经济的成份，民营经济的成份。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的声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将这张新中国首次公开发行的飞乐音响股票，托人转送给了菲尔林先生。
８０年代的中期，一群在美国学习金融证券的中国莘莘学子，将目光移到了祖国，这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就成立这么一个纽约登记的叫做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委员会，后来在１９８８年５月前后，一块大家曾经写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建议性的东西，建议在中国搞证券市场的实验，但是这个东西到了１０月份，做成了一个我们后来称作白皮书的这么一个报告，交给了中央。
１９８８年，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国内最大的８家信托投资公司，联合成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成了中国最早设计证券市场的一群人士，王波明是其中的一位。
时任联办总干事 王波明
我记得是９月份在中南海里头，由当时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专门主持了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会。当时，有我、张晓彬，还有咱们现在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我们３个人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去做了一次汇报，经过汇报以后，我们就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应该是马上就启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那当时中间的过程不说了，反正最后依林同志就讲这个事情叫条件不成熟，但是必须得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这个事要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民间发起，政府支持”，中央政府这一明确表态，使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设想，变成了上下一致的认识。加上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更为切实地行动。从而形成了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三股力量。这就是以“联办”为主的民间学者阶层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两级政府。
上海市政府动作非常快，当时马上就成立了一个叫３人小组，３人小组是当时上海市人民银行，我记得它的行长龚浩成，交通银行行长李祥瑞，再加上体改办主任，和体改办主任３个人组成了一个３人小组，专门作为推动这个证券市场发展的这么一个机构，常设机构。
时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
１９８８年的６月深圳市政府成立证券市场领导小组，那么这时候我担任领导小组下面的叫专家小组组长，那么作为领导小组下面具体办事的我们这个专家小组，首先第一件事是把国外包括美、英，也包括当时这个港台地区，这些个证券市场成功的那些公司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法，把它都先翻译过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然后移植借鉴，这当然要结合我们大陆的实际，把它写成我们这个证券市场的法规的草案。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深圳证券市场蓝皮书的小册子。这里包括深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及其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等，它是国内第一套比较系统的证券法规。
从企业重组到股票发行，从上市交易到市场监管，股票市场一系列复杂的规则，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神经，而这里最为急切的莫过于那些资本的使用者——企业了。深圳万科集团公司，当年就是一个勇敢的尝试者。股票代码为０００２号的深万科股票，初次发行时却有着一番尴尬的经历。
时任万科集团副总经理 孙璐
当时我们向个人股东发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１月初，天阴着，下雨呢。然后我就上蛇口菜市场，到菜市场以后呢，每个菜市场都有工商管理所，找到工商管理所的同志，说明我们这个企业我们想在这里摆个摊位，来卖卖股票，这人家觉得奇怪了，第一你这是不是骗子，哪有说你这卖卖什么东西卖股票，我这是卖鱼卖菜卖鸡蛋的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