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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准备好后，我们开始了实验。我在上呈皇帝的报告中解释了二十一种实验，这是我从可用抽气机所做的大量实验中筛选出来的。前六项实验是为了证明空气的压力，我们逐一做了这些实验；皇帝听罢对前几项实验的解释后便自行解释后面的实验以自娱。我把气压计和温度计带到了大厅。皇帝就空气的力量是如何在气压计内支撑起水银（柱）并在吸入泵中使水上升以及空气力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通过水银柱不同的高度而得知）的原因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把人们通常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告诉了他；不过我承认，虽然实验证明了空气的重量因天气好坏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人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我们随之又做了证明空气弹性和膨胀性的实验。这一连串实验很中皇帝的意，在长时间的实验过程中他始终站在离机器很近的地方。实验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房中并命人把机器送到那里。
我曾给这架机器起名为“验气筒”（NienKitung），意为进行空气实验的泵。但是，当我第二天到达如意馆时，我在那里见到了一道圣旨，陛下通过这道圣旨把我（为机器）所起的名称改成了“活气筒”（HeouKytung）。皇帝认为，他用“活”这个字取代我使用的“验”字，是因为前者更为典雅，因为古籍中是用这个字来表达天体观测和用以根据不同季节确定不同农活的其他观测的。这样，抽气机如今在中文里有了一个确定的名称，因为这是陛下亲自为它起的。
皇帝曾赐妃嫔及宫中其他贵妇以恩典，让她们观看实验。这些实验必须重复地做，因为陛下继续乐此不疲，而且总让我详细解释。最后，他问我是否还有其他实验可做，我回答说还能做其他许多，但为了不滥用陛下的耐心，我选择了认为最能使他高兴的实验，〖=Z（〗464〖=〗至于其他实验，则可以用解释已做过的实验的相同原理进行解释。听了这些话，皇帝仍让人把机器送到他房中，随后又送到一幢西洋楼内，以便与集中于此的许多欧洲珍奇物品一起保管。次日，这位君主为了表示他对初次见到的这架抽气机的满意，又给了李俊贤神父和潘廷璋修士（这架机器是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进献的）三大匹丝绸——他们每人一匹，另一匹是给我的。
先生，我在第一封信中曾答应要对您谈谈皇帝的饮食，但我发觉我对此还只字未提。陛下总是单独用膳，从未有任何人与他同席进餐，只有太监们在伺候他。他的早餐原文作dner，意为晚餐、正餐，因与时间不合改译为早餐。——中译注安排在上午8点，午餐原文作souper，意为晚餐、夜宵，因与时间不合，改译为午餐。——中译注安排在下午2点。这两餐饭以外，皇帝白天除了喝点饮料不吃任何东西，傍晚时分喝一点清淡的清凉解渴的饮料。他从不喝可使人极度兴奋的葡萄酒或其他甜烧酒。不过近几年来，他在大夫建议下饮用一种已酿制多年的老陈酒，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啤酒；正如中国所有的酒一样，这种酒他是烫热后喝的：中午一杯，傍晚一杯。他用餐时惯常的饮料是茶，或是普通的水泡的茶，或是奶茶，或是多种茶放在一起研碎后经发酵并以种种方式配制出来的茶。经过配制的这些茶饮料大多口味极佳，其中好几种还有滋补作用而且不会引起胃纳滞呆。
菜肴虽极丰盛，陛下每餐饭用时却从不超过一刻钟。若不是我在皇帝用餐的套间的候见室里无数次见证了这一切或是在别的我能见到菜肴端进端出的地方目睹过这一切，我对此真是难以相信。凡应热用的菜肴是放在金质或银质器皿中的，这些器皿的结构使他们既能当菜盘，又能当暖锅。它们有点像我们的银质大汤盆，（两侧）两个活动的环取代了我们所称的汤盆耳子。这种器皿的底部是双层的，上层底部焊有一根直径约2法寸的管子，管子比器皿边缘高出1法寸。人们正是通过这根管子把烧着的炭放入双层底部之间，而这根管子则充当了炭火的通气口。整个器皿有一个匀称的与之成比例的盖子，管子从盖子中通过，菜肴置于这种器皿中可长时间保温。因此，当皇帝在几个宫殿里闲逛或在花园中散步时，只要用膳时间一到，他就可以在所在的任何地方用餐。需要端给皇上的所有菜肴都是由太监们放在很大的清漆笼匣中送去的，其中有的笼匣有好几层。用这种方式，他们就丝毫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也不必担心天气造成的其他损害了。
宫中大人要员们每餐饭用时也不过一刻钟光景。所有菜肴端上餐桌时均已切成了小块。此间人们（用餐时）习惯上是不多次上菜的，意思是用餐时所有的菜皆已上齐，用餐过程中不再分批端上。西方人则习惯于在用餐过程中分批上菜。——中译注也不用饭后点心。水果、糕点和其他作饭后点心用的菜肴，这些东西是人们在睡觉前或有时在白天作为小吃用的。人们在宫中用餐时从不饮酒。需要饮酒的人是在晚上离开宫殿后而且当天不可能再在皇帝前露面的情况下才饮用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1）
（1775年于北京
先生：
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传教士。他的虔诚、才干和毅力使他在这个传教会及其合作者眼里显得十分珍贵。跟您谈谈他在中国所做的善事以及他作出的崇高的榜样，我将减轻我本人为此而感到的痛苦。
蒋友仁（Ｍｉｃｈｅｌ Bｅｎｏｉｓｔ）神父1715年10月8日生于奥顿［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认为，蒋友仁不是生于奥顿，而是生于第戎（Ｄｉｊｏｎ）。参见该书第70页。——中译注（Ａｕｔｕｎ），童年时代十分急躁冲动；对于学习的热情和感人的虔诚渐渐缓和了他这种急躁的天性。父亲把他带到第戎（Ｄｉｊｏｎ），他便于此自行照料自己的学业。这个年轻人内心感到，自己是注定要赴外方传教的，因此考虑加入一个会社（Ｓｏｃｉｔ），该会社的成员均是忠于这项神圣而艰难的圣职的。这远不是他父亲的希望。为打消他这一念头，他父亲想尽了办法。他获准前往巴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Ｓｍｉ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ｓａｉｎｔ Ｓｕｌｐｉｃｅ）开始学习神学；在那里他与最虔诚、最勤勉的神学院学生结成了友谊，而且很快就发现他们中某些人希望去从事归化偶像崇拜者的工作。这些年轻同学中已经有一人离开神学院而进入了巴黎的耶稣会士初修院，因此，他伺机恳求父亲同意他也这么做。他得到的全部答复只是令人不快的指责；他父亲甚至可怕地威胁他，倘若为此稍作尝试，他就要诉诸法律。
过了些时候，他要求不受年龄限制而获得助理副祭（Sｏｕｄｉａｃｏｎａｔ）之职；随后，他利用这一神品赋予的权利动身前往南锡（Ｎａｎｃｙ）初修院并于1737年3月18日进入该院。
为了使父亲赞成他认为应归功于圣宠的一切（正是圣宠促使他献身于耶稣基督），他给父亲写了信；然而，不管这封信多么动人，多么恭敬和顺从，他却得不到回音，而且从此再也未收到父亲的片纸只字。这是他一生巨大的痛苦，也是惟一需要他以全部勇气予以面对的痛苦。
由于他是作了充分准备并以非同寻常的超前程度进入修会的，所以人们只是照料他的健康，同时又利用他的美德和才干。他的上司们决定提前结束他的神学学业并让他得到圣职。
从这一切中获得实际收获的是在华的传教会。那里越是燃起对天主教的迫害，他越是强烈要求获准把后半生贡献在那里。经过三年祈祷和迫切要求，他终于获得了批准。当这位新传教士抵达巴黎作动身前的准备之际，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人们向他描述的一大堆计划之中，而且这些计划都被说成是极其有利于在一个帝国里让人相信他的传教士职责的——因为数学在18世纪的法国，数学一词还可泛指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中译注在这个帝国里可以说是一门国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ｔａｔ）。德利斯勒（Ｄｅｌｉｓｌｅ）先生、德拉卡依（ｄｅ ｌａ Ｃａｉｌｌｅ）先生和勒莫尼埃（Ｌｅｍｏｎｉｅｒ）先生很愿意分担培养、训练和完善他天文学知识的工作，这几位博学的科学院院士公开相约要与他们这位学生保持联系，这证明他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离开巴黎后，蒋友仁神父因病滞留于雷恩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巴黎以西360公里处。——中译注（Ｒｅｎｎｅｓ）；这场疾病来势如此凶猛，以至人们对他的生命已不抱指望。然而，他的健康刚有点恢复，一听到有船只即将启航（赴华）的消息，就立即赶到了洛里昂法国西部军港、商港名，曾长期专司对东方之贸易，其城市洛里昂之名即是东方之意，可以说是因其功能而得名。——中译注（Ｌｏｒｉｅｎｔ）及时上了船，并于1744年成功抵达澳门。在法国时人们曾一再向他预示过的危险疾病的复发在澳门等待着他，而且比人们在雷恩预告的更为可怕，这使他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然而，药物或更确切地说上帝新的恩典，第二次把他从死亡的门口拉了回来。刚刚痊愈，他便要求把他派往中国外省；然而皇帝数道圣旨把他召到了北京，迫使他只得放弃其迫切的请求。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首都这个举世最大或许居民也最多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蒋友仁神父却几乎只关注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盲目和偶像崇拜。他心里充满了这一切，因此急忙寻找书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