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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后，我们被带到一位大官的衙门前，在那里等了约两小时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首府都察爷跟前。我们一露面，他就坐上了堂，而且令我立即应审，还不许任何旁观者在场。我觉得这是个不喜欢虐待的人，但他不愿听我自称是欧洲人，还愣说仅凭我的面孔就说明我是广州人。这是为暗示我照他的话说。若能这样，一切原本就可结束了。但我拒绝这么做，始终说自己是欧洲人。最后，由于我很想制止此种迫害继续发展，便回答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认为是广州人——因为我在那里有一个住所。但这一答复不能使他满意，他坚持让我说我生来就是广州人，还怒气冲冲补充道：“别因为你的欧洲人名字而把别人也连累致死！”说到这里，他叫来打手打了我五记耳光。当时我很虚弱，所以当即昏倒在地。他只得很快把我送回牢房。我在牢房地上躺了很久都无法恢复体力。十二天后，他第三次传唤我。从牢房到审讯大堂的路上，他派人不断敦促我承认自己是广州人。在此情况下，由于看到他有意释放因我而被捕的基督徒，同时考虑到他提及的我让基督徒们遭遇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说他能把我当做广州人——既然我在广州Sinxan县，不，我弄错了，是Hianxan指香山县。——中译注县有一处住所。这是我在（四川）首府经受的最后一次审讯。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
安德烈·杨在狱中病倒了，其状使我极为痛苦，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耐心与温和更感化人了。他告诉我他将高兴地死去，因为有我在他身边。上帝对这个圣洁的孩子另有安排，所以不久就让他恢复了健康。和我一起的三名基督徒患了传染病，其中两人接连几天生命垂危。不过只有一名基督徒死于这所监狱，此人不是因宗教原因入狱的，而是因在云南的战争中懦弱地开了小差。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便加入了我们的集体，我欣慰地听了他的忏悔并看着他在至深的虔诚中死去。我还听了TchangKouen的忏悔，他在调换牢房后也死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品质优秀，所以连异教徒也喜欢他并对他的死表示惋惜。据我猜想，他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对我刚说起过的那位基督徒行善。他始终陪伴着后者，而且，为鼓励他勇敢面对死亡，他说话时过于靠近后者了。上帝的旨意是多么令人赞叹！我不由想到，上帝引导我们到这所监狱正是为了拯救这个逃兵的灵魂。他已多年没做过圣事，也得不到牧师的帮助，但在这里他却充分利用了我给他的帮助，从而使他去世时对上帝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他死后不久，就传来了让基督徒调换牢房的命令。我问名单上是否有我的名字，回答是否定的。这样，安德烈·杨这位年轻的初学教理者及另三名中国人就与我分开了，我起初被关押的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天。他们的离开使我十分痛苦，我承认这使我掉了不少泪。从此，在面临困境或种种精神痛苦时，我失去了人们的任何安慰。我几乎总是十分虚弱，头都很难抬起来，也无力举起被紧紧铐在一起的双手。我把心奉献给上帝，只要它喜欢，我便顺从地这样待下去，而且很可能要待到迫害结束之日了。
基督徒们与我分开后约过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并遣返回家了。安德烈·杨回到父母居住的Kingtang后又被押在牢里关了六个月。当地官员见案子已在成都了结，所以没敢打他，只是把他长期关在牢里予以威胁，试图动摇其坚贞以促其背教。这个孩子一口咬定他宁肯被杀头也不叛教。官员们见在这个孩子身上纯属浪费时间，只得放他回家。
在成都狱中，这个孩子曾给了与他一起的新信徒们许多安慰和支持。他把记在脑海里的我教育他的话讲给他们听，并以自身的言行不断增强其信心。他的腿在狱中患了溃疡，长期为此而痛苦，但既无药物又得不到救助，腿上戴的锁链刺激着肿胀部位，使伤口更加疼痛，几乎变成不治之症。最后，在一名入狱多时的囚犯的劝说下，牢头终于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打开了孩子病腿上的锁链。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上帝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
我在此要说说这个孩子对我的慷慨。离开成都前，他设法弄到了十个里亚（Liard法国古铜币名，是很小的辅币单位，币值大致等于我国当时的一个铜板。——中译注），便将其交给为我送饭的狱卒，请他替我买点肉。狱卒留下了一半，用剩余的钱为我买了一小块熟肉，交给我时告之曰这是安德烈·杨为我买的，作为他的一个纪念，还说他深情地向我致意，他要回到父母身边去了等等。我承认，直至此刻我用笔记叙这一切时，他这一行为仍让我热泪盈眶。终于，基督徒们获释的次日，传来了让我调换监狱的命令；又过了三天，人们让我返回荣昌。途中我患了病，正是夺去了成都许多囚犯生命的那种疾病。到达荣昌监狱后，我要求医生看病。官员予以拒绝，还说我不如死了的好，因为我到他县里后给他造成了那么多损失和痛苦。但上帝还不想让我死，因此替代人力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使我没过几天就恢复了健康——但这是为进行新的战斗。1770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我记不清公历日期了），总督一封信函到了县里，令荣昌官员让我说明究竟是哪国人。于是，官员传唤了我，我说自己是欧洲人。他接着道：“干吗这么说？这会要你命的！”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改口而且从未说过相反的话。说罢，我重新被押进了牢房。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5）
同月二十九日，荣昌官员尚未答复总督第一封信，后者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是有关我案子的一封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信件。官员立即委派两名刑事案件书记员来我牢房，千方百计逼我承认自己生于广州、长于广州。我告诉他们这是白费功夫，我永远不会说谎，因为这将触犯我有幸侍奉的上帝。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让一个入狱已久的囚犯帮他们劝我承认他们希望于我的事。这个囚犯是个精明人，曾帮我弄过饭；我让他别掺和在这件案子中，因为我主意已定，无可改变。于是，他向他们报告说我是坚强不屈之人，他白劝了我一场，一切均属徒劳。两位书记员道：“既然他如此顽固，那就让官员审讯吧，只需用夹棍和棍棒伺候，定会让他屈服的。”这是封斋期第二十五天或第二十六天所发生的事。
为准备受刑，我除常规祈祷外还增加了念《玫瑰经》。起初，我感到不安、心悸，这是担心酷刑所致；《玫瑰经》念到一半时我恢复了平静。结束《玫瑰经》后，我又进行数念珠（连续十颗珠子）的祷告，以便乞灵于面对彼拉多彼拉多（Pilate），罗马帝国驻犹太地区总督。耶稣被捕后，他担心民众暴动，故当众将其交给宗教法官审判，同时让人端来一盆水当众洗手，以示他与耶稣之死无关。——中译注时的耶稣基督。承蒙他满足了我的心愿，使我充满欢乐和力量，我觉得他在暗中让我相信耶稣这一至高无上的名字的力量。
耶稣受难周的星期四，我呕吐不止，身体更加虚弱，但我不愿因此而中止斋戒，我认为绝食不会损害我的胃。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的星期三，我向上帝悲叹，因为我被剥夺了于次日在教堂里迎接耶稣基督的幸福——这是教士们为履行复活节的义务而享有的权利。耶稣基督乐于补偿我，为我提供了想念他的一切方便，而且让我在祈祷时品尝到了难以言表的平静和欢乐。
星期一复活节，我上文说起过的那个囚徒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地来到我处，告诉我官员之子刚给他念了总督第二封信的内容，总督在信中下令，若无进一步情况，官员须设法把我在狱中弄死，还说此事后果由他承担。这个囚徒还说官员曾以种种借口推迟答复，但他无法再拖了，因此，见我拒不招认自己是广州人，官员只得在我死后再向总督复命了。夜幕降临，我和衣躺在破床上等待人们让我去死的时刻。当天晚上及随后两天，我都是在这种等待中度过的。第三天，我的担心消失了，我感到上帝本身已暗示我它不允许我去死。这位官员虽然冷酷地拒绝我就医，而且似乎希望我死在狱中，但却下不了决心执行上司这道残酷的命令。这一变化令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说到底，下级官员在总督面前都会像奴仆般心惊胆战，他们的命运、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他。这位官员曾用二十天时间设法让我躲过其上司的残忍，而当他似乎决定执行上司命令之际，我说起过的那个囚犯的一句话又改变了他的主意。这个囚犯提醒他：“您不怕这个基督徒之死被太多的人知道吗？”过了几天，见危险已过，这个可怜人——尽管他是异教徒——不禁对我说道：“您的上帝这么保佑您，可见它确实是万能的惟一真正的主宰。”
这位官员当年被革了职。一个月后，另一名官员继任其职，但只在任两个月。12月份，从北京又来了一位新知县。两名基督徒为我的案子向他递交了一份申诉。知县据此认为我生活太苦，便冷冷地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