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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男朋友，要告诉她。然后，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我问她我是不是可以吃避孕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子，我想跟他睡觉，但我碰了一鼻子灰。还有一天，我去‘一价’商店里偷东西。我有一个女同学叫玛丽皮埃尔，什么东西都偷双份的，一份给我，一份给她自己，乳罩，化妆品什么的。我第一次陪她去偷的时候，被一个值班员逮住了，他把我弄得好疼。他直接把我拖到警察局。我害怕的是，他们要通知学校，如果学校里都知道我偷东西，我的脸往哪儿搁呀！最后是妈妈把我领回去的。”我重读了别的笔记：“当我在电话里跟她说我第一次跟一个男孩睡觉了的时候，她哭了起来。”戴芬娜会哭吗？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把这个小故事与柔爱最好的朋友席琳连在一起的那个箭头。我们惟一一次送我们的女儿去夏令营——这是在我的记事本里记录的——她们给我和戴芬娜写信说：“我想回去。”但那封信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写的，他们逼我们的两个女儿重写那封信，强迫她们在信的末尾以“一切都好”结束。我想我已经在一本小说中描写过这次夏令营。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是不是值得写成一本书
在《火山》中，将会写到地震、火灾、谋杀、洪水、恐怖，但我首先必须完成那本写我母亲的小说。然后再看看这些关于地震和火山喷出物的故事是不是值得写成一本书也不迟，尽管这些故事可以兑现一张使财政局里的人变得心平气和的支票。五年前，我身临同样的处境。在一部我可能会很喜欢写的小说，各种各样跟床笫之欢有关的故事（《床笫之欢》是我准备采用的最好的书名），和一部我发誓要写的、取材于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的小说之间犹豫不决，我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与我和那些想跟我上床的女人的关系相比，肯定更紧张，更发自肺腑。不管是关于我父亲还是我母亲，都好像是我在试图逃避。《火山》允许我宣泄我的虐待狂，而我并不想用它来对付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则恰恰相反，我有许多账要跟他清算，就像跟我的情人们一样。假如我推翻这两个方程式又会怎么样呢？为了不想让别人以为我爱我的父亲胜过任何一个女人，我在创作关于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就临阵脱逃了吗？还有我母亲，她难道不就是我生命中的真正的火山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为了摆脱我，把我送进学校吗？我去上学的第一天（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或托儿所什么的），当我意识到她不会坐到我旁边和我一起听课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她不会走进教室！她事先并没有跟我说过。她跟我说的是：“我跟你一起去学校。”以前她带我去公园的时候，都会呆在我旁边，我们在一起玩。还好，我很快就回过神来，这多亏了我的老师玛丽—爱玛大妈，是她让我喜欢那些练习本、拼写和动词变位的。
我最喜欢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但看电影得有个条件，那部电影必须是我父亲预先看过的，要他开绿灯才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这一生中最受惊吓的电影，是我八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我还记得那是一部由劳莱和哈台劳莱（1890—1965）和哈台（1892—1957），美国影星，两人搭档演出，长期合作，逐渐发展成美国电影史上颇为成功的、固定的双人滑稽电影演出班子。主演的片子，一些飞鱼闯进房间，掀开床单，然后变成幽灵。
听说有不少人讨厌他们的母亲，不跟她们说一句话，有的时候甚至好几年不说一句话。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从肛门排泄出的粪便一样，是被赶出家门的？假如她死了，他们做儿子或女儿的就会大发雷霆。他们的母亲以前可能不允许他们做这个，不允许他们做那个。他们陷入了古罗马人所说的诅咒（exsecratio）之中。训斥某人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只要稍微了解那个人的个性，训斥起来就很容易。这是把别人给予他的爱驱除掉的一种方式。那种爱，如果不驱除掉，会是很令人窒息的事情。我也很想这么做，但这不符合我的个性。比如我母亲，我知道她也许除了上学那件事之外，从不对我耍什么缺德的花招，而上学是有刑事时效的（我上学上了十年，所以刑事时效是十年）。
假如我马上就写这部关于火山的书，又会怎么样呢？有些事情出手要快，事不宜迟嘛。我可以马上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在圣诞节前把它写完，然后在一月份出版。我会到普罗旺斯去，到我母亲家过圣诞节。我会把母亲家那座壁炉里的木柴点燃，烧一炉旺火，她一个人在家时总不生火的。我会跟她提很多问题，我明年初回来，带着几大本做了记录的笔记本，嗨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会在六月份完成，并在九月份出版。
我刚才翻看了我那几本词典里的“计划”词条。《小罗伯特词典》给出的第一个例句是：“只做计划而不付诸行动。”利特雷利特雷（1801－1881），法国词典编纂家，1877年编辑出版《法语词典》。的词典列举了莫里哀的句子：“从制定计划到实现计划其路漫漫。”好啦，伙计们，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计划用多长时间来写完《火山》呢？今天是几号？2002年10月23日，星期三，圣让·德·卡比斯特朗节，这位圣人只有那些出版记事本的编辑们才记得起来： 我1994年用过的那本记事本里就提到了他（知道那年的礼拜天变成了今年的礼拜三就足够了）。圣让·德·卡比斯特朗一生的事迹值得斥巨资拍一部巨片。这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这一边，参加了抗击奥托曼王朝的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穆罕默德二世、保卫贝尔格莱德的战斗，在土耳其加入欧盟之际，这个现实题材将会给土耳其入盟设置难关。今年夏天，土耳其人废除了死刑，就已经和这类的事情有些关联了。前不久的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毫无顾忌地把天主事工会天主教保守组织天主事工会，一译主业会，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为天主教自治社团，于1928年10月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成立，帮助一般的平民信徒在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创始人为施礼华神父（1902—1975），2002年10月6日他被教皇保罗二世列为圣人，此举颇受争议。《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对该组织有详细描述。创始人列为圣品，教廷毫无疑问会在佛朗哥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死于1975年11月20日。的忌日的同一天为这位圣人祝圣。在巴厘岛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有将近两百人死在一家夜总会里，死者中大部分是澳大利亚游客。法国的政治家们都叫人泄气。右翼政党面无笑容地宣布他们将缔造一种民主样板，左派政党则为一个受左派的愿望支持的左派改良主义而沾沾自喜。绿党提议组建一个名叫“大左”的惟一政党，法国民主联盟称：“我们这个党派应该吸引人。”国务秘书保证在五年之间，允许一百万企业创建起来。我重读了这组数字，肯定是报纸出现了编校错误。有人邀请我出席在贝鲁特召开的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我去那里做什么呢？我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支车臣的突击队把莫斯科一座剧院里的数百名观众劫为人质，如果警察干预的话会炸掉这个剧院。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令我坐立不安的事情
前一天夜里，我遭遇了一件令我坐立不安的事情。我觉得有人要勒死我。我从高处摔下来，但我意识里很清楚我不会掉下去。我立即想到了脑出血。我确信我就要死了。我常常这么想，我活不久了，但这一次我确信无疑，我就要撒手归西了。睁不开眼睛。我感到窒息。我不敢碰自己的脑袋，我觉得我的太阳穴和前额会像玻璃一样破碎。我想像自己的颅骨里装进了一种微温的污泥水，几十只昆虫在水里乱蹿乱动。我好像看到了它们那毛茸茸的腹部、发亮的脑袋和血红色的小眼睛。我再也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到最后，我终于敢把眼睛睁开了。我明白是在自己家里。我刚才和衣在椅子上睡着了。能在椅子上睡着，说明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这些在我的脑子里乱爬乱动、闹闹哄哄的昆虫的影子。那番景象让我想起杰罗姆·博施杰罗姆·博施（1450—1516），荷兰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画像，代表作有《天堂乐园》、《最后的审判》等。描绘的音乐地狱，在那幅画中，一名男子试图把插进肛门的一支笛子拔出来，另一名男子则被穿在一把巨大的竖琴的金属弦上。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杰罗姆·博施的书。我去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鹿特丹看博施的画展，那是何其幸福的时光啊，那时地狱和最后的审判的情景留在博物馆里，并没有侵入我的大脑。
我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况愈下。以前，我已经有些不舒服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接触到被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抑郁症患者无法逃避的厄运的东西。如今，我已经身陷其中。“抑郁症患者”这个词太微不足道，我同意使用“无法逃避的厄运”。我会更满足于一些更加朴实的表达方法，就像“可怕的人生”什么的。我都这把年纪了，却一无所有，甚至都不能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在乡下买一所房子。我的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有自己的房产，我母亲也一样。父亲死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一所房子。我欠了一屁股房租，再也无力偿还。我几乎不再见任何人了。我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猜想这还是会把我的精力耗尽。我不再说话。与此同时，我所遭遇的一切又让我兴趣盎然。打个比方说，一个执达员的来访就吸引着我，我即刻想到我可以从他的来访中提炼一个章节。一章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