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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盎然。打个比方说，一个执达员的来访就吸引着我，我即刻想到我可以从他的来访中提炼一个章节。一章也许言过其实，但一段总是有保证的。到如今都快两个月了，我一直在等财政局那名执达员摁响门铃。可他为什么不来呢？真的有人摁门铃了，却都是些走错了楼层的人。
当我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我还过于小心翼翼地把音量开得特别大，以防自己睡着了。我怎么会把这副专业耳机与一个装满讨厌的昆虫的大口瓶混为一谈呢，就算只有几秒钟时间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戴芬娜还帮我拍了一张戴着耳机的照片，打了闪光灯的，照出来的人就好像一名正在与宇航员通话的卡纳维拉尔角的技术员一样。
现在大概是几点钟呢？我的手表一定是落在卫生间了。我听见门房出去倒垃圾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天天如此，可以相信这名门房和石英钟一样准时。他大清早弄出的乒乒乓乓的声音总是让我非常恼火，而这天早晨，他为我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标志，驱散了我对自己患遗忘症的担忧。我马上就分辨出垃圾箱的声音，但想不起我先前听的是什么音乐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会遗忘，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是钢琴曲吗？还是羽管键琴曲？我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去找这张CD的盒子来证实。“遗忘症”这个词拦住了我其他词汇的通道，妨碍我回忆。记忆缺失是精神错乱最初的常见症状。国人从五十岁开始就会猝发遗忘症。“猝发”（ictus，一个漂亮的拉丁语词汇，ictus fulminis： 晴天霹雳）过后，其他词汇成功地在我的大脑里开辟出一条道路，可那都是些什么鬼词啊！“小脑变性疾病”，“颅骨神经麻痹”，“穿颅术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我的记忆力从来也没这么糟糕过。我读了太多的医学方面的书籍。我定期去马罗瓦那医学书店买书，从那里出来时总是急匆匆地冲进路上看见的第一家小酒馆，喝一两杯白酒才能恢复镇静，我在那家书店翻阅的那些彩色图鉴超出了我能忍受的极限。“可你何苦要去那里呢？”我的朋友问我。我是小说家，我要关心我书中人物的身体健康。要是只图自己高兴，我更愿意去地处雷奥木大街上的巴黎音乐书店，到那里买一些能让我更好地欣赏我所喜欢的曲子的乐谱。我喜欢看那些手写的乐谱的影印本，比方说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为了我的下一部小说，我又去了马罗瓦那书店，这本书我还未动笔，但书名我却先想好了：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我需要塑造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一个虚构的母亲，是叙述者的母亲，而不是我的母亲。我变得非常了解老年人的小便失禁和因衰老引起的脑力减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疾病我那亲爱的妈妈都幸免了。我把诸如《夫妻·生活·死亡》或者《老年夫妻生活计划》一类的书放到一边。在我的小说里，那位母亲是个寡妇。她不必去面对夫妻病指夫妻不和以及家庭暴力。带来的恐惧，夫妻病这个词我是最近才听说的，还是个课题。读这些令人沮丧的东西倒是给我带来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好处，它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那将不是“美满生活”（La dolce vita）“美满生活”，意大利影片名，一译《露滴牡丹开》，费里尼导演，荣获第1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我囊中羞涩的苦恼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我被税务机关的人传唤
上个礼拜，我被税务机关的人传唤。他们下午四点钟关门。我必须比平时早一些起床。那天是14号，圣于思特节。于思特是布瓦尔还是佩居榭福楼拜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弗朗索瓦。他们俩都是四十七岁。说到这本书，我现在只背得出开头的一个句子：“由于天气炎热，气温到了三十三度，布尔东大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我还记得：“两名男子出现了。一人来自巴士底，另一个来自植物园。”我已经很久没去植物园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我本该出去走一走的。有一天，我到布尔东大道的一大套房子里参加家庭聚会。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布瓦尔与佩居榭》。晚会上，有一位来自丹麦、长着一对青莲色眼眸的文笔优美的年轻女作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跟她谈论卡尔·德雷耶丹麦导演。的电影，想博得她的芳心。可她并不知道这位导演是谁。我没敢提克尔凯郭尔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不得已选择了安徒生，使这么一招在她看来我一定很不成熟，我也许真的不成熟，但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另有原因。我没有任何时间观念和年龄观念。我想起我在蒙特利尔和一名年轻女子发生的故事，这名女子在餐厅里跟我说：“不要这样亲我，否则我会当着侍者的面叫你爸爸。”前不久，另外一个年轻女孩直接在我的衬衫里面亲了我几下、摸了我几把，然后对我说：“以你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爷爷了。”这不是布尔东大道的那名年轻女子，但对她也一样，依我这把年纪也可以做她爷爷了。在税务局接待我的那个女孩也一样。直到目前，在税务局里，我都是由那些做了妈妈的女人来接待，她们在办公桌的显眼位置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圣于思特节的那一天，情况大不一样。我的钱被税务局的人抢了，由于当时我们正在离法兰西喜剧院不远的地方，我当即准备朗诵《吝啬鬼》中的一大段台词：“唉！我可怜的钱啊，我亲爱的朋友！有人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在我看来，那名女子能够听得出这很风趣。那次造访帮助我写出了一页纸，我会把它放进我的一本书里，不久之后就会看到：
“一名年轻的女子穿着一件紧身的超短裙，裙子的背部安了拉链，一开始他还以为她和他一样，是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纳税人。年轻女子叫他跟着她来到一间非常热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物，就像是监狱里的接待室。她打开了手上的卷宗，他认出了自己才寄出的那封信： 要是他早知道这封信会落到一位如此迷人可爱的女读者手里，他会更细心地写得更漂亮一些。这位经济部的年轻职员对他说让他们一起来把这份‘给予延期付款’的表格填好。她要他马上签一张支票：‘至少一千五百欧元。’这可是一万法郎啊！当她朝他俯下身子问：‘您带了支票簿吧，我猜想？’他发现她没戴乳罩，一条袒胸露肩的裙子下面是没戴乳罩的高耸的胸脯，这裙子更像是一件游泳衣。他开错了第一张支票，立即把它撕碎，塞进裤子的右边口袋里，这条漂亮的平绒裤几天前才买的。他乱了方寸，在填写收款人的时候，他写的不是‘财政局’，而是‘欢蹦乱跳的乳房’。到了他恢复镇定的时候了。他们俩可不是在鲁台西亚酒吧的一个隐蔽的角落，在那里等待着使他们投入双方怀抱的冲动。他们是在归属公共财务制度总局管辖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他赶紧向沉着冷静的康德求救，由于正在写的这部小说的需要，他最近看了几页康德的书。康德可不是那种让自己被一个没戴乳罩的女子打动的人，他在《判断力的批判》一书中，质疑让人说出‘这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心理机械论。那么，在他看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想的： 在女性形体中——康德永远也不会跟你说什么高贵或者淫荡的形体——自然以一种完美的方式表现女性构造的精致。他建议借助一个概念，以便通过逻辑上有条件限制的美学判断来思考客体。康德教授，当一个人因为偷看乳房而填错了支票的时候，如何采取一种逻辑上有条件的观点？这位漂亮的会计员，是个客体吗？她的颈项，她那几乎一丝不挂的肩膀，是概念吗？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建议她的纳税人每月支付五次欠款，以结束这份卷宗（他想要十次，但他什么也不敢说，不论她跟他提什么建议他都会答应的）。她站起来：‘我过去让我的男人签个名。’啪嗒！她跟税务局的会计员有一腿子！当她走出去，在办公室留下一屋子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的芳香时，他明白她说的是‘我过去让我的头儿签个名’。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副漂亮的嗓音，嘴唇上抹了漂亮的口红，一条漂亮的裙子，一副漂亮的胸脯，一手漂亮的字——他刚才还把她逗笑了——笑起来依然是那么漂亮。也许她还有一个漂亮的丈夫，两个漂亮的孩子，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个漂亮的儿子。”
我在应付票据登记簿上签了字，但我非常清楚，一到下个月，我就不会遵守约定了。她也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她对我说：“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走在大街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她名叫克莱尔—玛丽。她的父母亲叫她的小名克拉丽娜特吗？或者叫玛丽奥娜特？她是布列塔尼人，刚被任命到巴黎工作。我的下一本书一出版，我就给她寄一本。唉，在那本书出版之前，我肯定会再见到她。
我给戴芬娜带回来一束花，因为花的名字，我一看见它们就买下了，一束紫红色和粉红色的翠雀花法语中翠雀花的名字delphinium与戴芬娜的名字Delphine名字相近。。“这花送给你！秋天的翠雀花比所有的花都美。”我们说起过我梦想送给她的乡间别墅周围的花园，一座风吹不到的花园，地上是腐殖土，种了很多树。花园里的翠雀花一年开两次。我常常想自己正在一家房地产交易所付定金，那情景就像五十年代的宽银幕电影里放的一样，我对戴芬娜说：“这是我们家的钥匙！”我很希望看到她幸福快乐的样子！让她幸福快乐？在这种事情上，我应付起来就像个笨蛋一样。她对我说的、写给我的，都是些美丽动人的话儿，我却翻来覆去地思量在她比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