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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那个本来应该喊出来的女人的名字。碰到这种时候，我一边相信我搂在怀里的女人可以替代、概括或者废除其他所有的女人，一边消除疑虑，但这么做非但不让人放松，反而使人心情更加沉重。两种能够被感知的东西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是相似的规律。一个音节，有的时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元音，就足以让一个含有同样元音和音节的名字冒出来。出现把克莱尔和戴芬娜的名字弄混的情况后，我费了一些时间来回忆，这才想起我小时候给克莱尔取了个绰号叫“戴丽丝”。我们常常受到一些陌生的规律的支配，一些不可改变的硬性规律，就像句子中，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相互关联的语法规则一样。当那些从属连词后面需要接虚拟式的时候，就不能随便使用直陈式在法语中，像avant que， pour que， condition que， bien que等表示时间、目的、条件、让步等意义的连词或连词短语引导的从句要求用虚拟式。。同样，我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割裂开来。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见面安排在夏天
与佛雷德里克·特鲁贝的见面安排在夏天，在八月份，我们的父亲去世五年半之后，在普罗旺斯那栋房子的晒台上。我们曾不止一次在那栋房子里度假，而房子现在只剩妈妈一个人住。从前那是一座隐修院的房子，父亲只花了一点点钱，就把它从迪涅的主教手里买了下来，那是在1954年或者1955年。房子刚买下来的时候破旧不堪。去那里要走泥巴路。当时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要到附近一家古老的隐修院的水井里汲水，而那座隐修院已经一块石头都不剩了。我姐姐、几个妹妹和我，与蜘蛛、蝎子一起分享里面的一间宿舍，它曾经历过美好的岁月。对于了解该地区的人，我可以告诉他们，那是在卡尼奥尔和雷维德布鲁斯之间。也是在这栋房子里，冬日的某一天，1974年2月5日，我父亲为了赶出一篇文章，必须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叮嘱我母亲务必在中午之前叫醒他。她上楼去叫他起床，前后叫了他二十回，最后实在叫不醒时，就去摇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撒手人寰了。
在夜间守灵期间，我父亲躺在一张灵床上，那是当天早晨我和母亲两人亲自动手用绣花的白色亚麻布铺好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把床单垫在下面的了，因为一个死人比病人更不容易对付。入殓的时候，殡仪馆的两名工人直截了当地把父亲的遗体塞进一个特别大的灰色垃圾袋里，然后把这个包裹放进棺材，我感觉我母亲都要晕过去了。
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墓地回来了，这块墓地完全可以在《米其林指南》中享有一颗星。我们在富卡吉埃停下来，想在塔各里亚那兄弟的肉铺里买点猪肉，那兄弟俩不愿收我们的钱，说：“你们的父亲和我们是好朋友。”父亲生前特别喜欢吃他们店的百里香油橄榄。我姐姐和四个妹妹穿着黑色的西裙套装，漂亮极了，几个女儿都如花似玉，她们的父亲会为她们感到骄傲的。她们临时安排了一个冷餐会，为所有来送葬的客人准备了饮料，他们大都来自很远的地方，给我们送来勇气和安慰。为什么生命要在我们的葬礼之前戛然停止？而葬礼却是我们保证能够成功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我常常想像自己的葬礼。我在一名年轻的女画家那里预订了一副棺材，当然啦，我和这位女画家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艳遇。葬礼仪式在一座机场，或者在一家剧院里举行，有时是在上拜恩德国地名。的一座巴罗克式教堂里。这种别出心裁的葬礼，就像人们所说的“别出心裁的樱桃酒”（这种酒里并不含樱桃）一样，它的意义在于死者在其中扮演的是主角，尽管他不说话。能够把自己的葬礼想像得奇异无比，足以证明这个人依然活在人世。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在非洲的旅行经历
借着招待佛雷德里克的机会，妈妈成功地把她的六个孩子聚到了一块，这是父亲死后的头一次，可以说母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母亲把她珍藏的水晶高脚酒杯都拿了出来。在晒台上，在椴树下面，我一边回忆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我姐姐和妹妹们为客人倒酒的情景，一边把佛雷德里克带来的标有酿制年份的第一瓶香槟酒的木塞拔掉。佛雷德里克显得无拘无束，依次向我们每个人投来微笑。他跟我们说起他在非洲的旅行经历。他对肯尼亚非常了解。他想带我母亲去游览离蒙巴萨肯尼亚城市。不远的印度洋边的海滩。母亲回答说，她更喜欢回到威尼斯。他说到乞力马扎罗的山坡。母亲问他是否看过《乞力马扎罗的雪》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由亨利·金导演，苏珊·海华德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那是她最喜欢的演员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佛雷德里克几乎不进电影院。我告诉他我母亲是个超级影迷。他们还没有时间涉及这个主题。我妹妹贝内蒂克特虽然拿的是心理学文凭，但曾作为会计在南非工作过，她问的是茅茅人茅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的一个秘密组织，以暴力驱逐白人。的暴动给肯尼亚烙下了什么印迹。我们觉得佛雷德里克是一个离政权很近的商人。他经常与乔莫·肯雅塔乔莫·肯雅塔（1891—1978），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1964—1978年任肯尼亚总统。会面。我已经记不得是谁开始说到外号，我很担心佛雷德里克要我们叫他的外号佛雷德、佛雷地或者佛雷多什么的，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他也没犯任何错误。喝过香槟酒后，他邀请我们去吕贝龙酒店。为了以防万一，他事先在阿普特的一家餐厅订了一桌八个人的酒席，那家餐厅才开业不久，面朝河堤，他和我母亲已经去过了。我们开了好几辆车。我母亲上了佛雷德里克的那辆。我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开车。我也一样，也开车，但我早该放弃的。我一握方向盘就特别紧张，我的视力出了问题，当我超车时，估摸不出迎面开来的汽车的速度。我看不出车距在缩短。在六十年代初，我从汉堡开车，穿越德国到那不勒斯几乎是一路不停，只是偶尔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停下来，在车里睡那么两三次。那时我二十五岁。
当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佛雷德里克独自一人上了他那辆沃尔沃。他要去于泽斯与正在他大儿子家度假的妻子会面。开车要不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母亲上楼睡觉去了，我的一个妹妹在厨房里开始说道：“真奇怪，他让我想到爸爸，他跟爸爸一样高，音质也一样。”妈妈从不掩饰她对男低音的偏爱，低沉的声音，沙哑热情的声音，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她丈夫可是演讲高手。她也只喜欢个头高大的男子。我父亲身高一米九，我母亲身材却不高，估计只有一米六。所以，她一辈子都得穿高跟鞋，也因此患了脊柱侧凸或脊柱后侧凸俗称驼背。，让她吃了不少苦。
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在一场晚宴上与佛雷德里克认识的，酒精无疑为她壮了胆。我母亲生活中两个男人的共同点（与一个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与另一个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使我注意到，爱情的发生有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条件必不可少，幸好仅凭这些条件还不够。“你爱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贝内蒂克特问我。而我更清楚的是，哪些理由阻止我去爱一个女人。她必须不跟我姐姐妹妹中的任何一个人同名，还有她不能是黑眼睛，不能和妈妈一样矮小。
“我爱过的女人并不多，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她们的眼睛不是绿色就是蓝色的。但所有和我谈过恋爱的金发碧眼的女子，我远没有全部爱上……”
“反正，你不是为法国南方女人而生的！戴芬娜的眼睛是绿色的，是真的。”
我是独自一人从巴黎过来的。戴芬娜和两个女儿都在瑞士。我的姐姐和妹妹们也都是一个人来的。她们的丈夫（我想那一年她们都已结婚或者再婚），天知道他们在哪里。佛雷德里克从于泽斯的高速公路出口处的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告诉妈妈，认识她的孩子们，他是多么的高兴，妈妈连忙跑来把他说过的话向我们转告。但我们很快就把他撂到了一边。我们一边把一瓶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倒完，一边说起了我们的祖父，一个为了让儿子完成大学学业、当上律师而罄其所有的铁匠。当他的儿子向他宣布要放弃律师职业转向写作时，他想得通吗？“你呀，”我最小的妹妹对我说，“爸爸更喜欢你放弃写作改行当律师。”我们严厉地评判父亲的行为，多数时候他都是很粗暴地对待他的父亲。我们一边呷着波尔图葡萄酒，一边后悔没有对这位祖父更和善一些。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说起我们的外祖母
然后，就像我们每一次聚会一样，我们都会说起我们的外祖母，一个被她最小的妹妹背叛的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那个妹妹和外祖母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跟外祖母的丈夫上床。我们必然又一次同情起那个八岁小女孩——我们的母亲——的命运来，她为了掩饰她父亲的出轨行为，并在母亲和她的小姨妈之间起缓冲作用，被迫撒谎。这些实践课使这个迷人可爱的小姑娘囊括了小学各年级的一等礼仪奖。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的、此时已经生养了我们这六个孩子的那个小女孩，把她的卧室门打开一半，叫我们说话不要那么大声。
克莱尔原来打算带其他妹妹去她家里，她和她的丈夫在离我们隐修院的家二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所房子，靠近西贡斯国家森林。第二天早晨，她还得在吃完早餐后，送她们去阿维尼翁火车站。但发现天已经亮了的时候，她们决定睡在隐修院里。她们得改坐另几趟火车，预订的车票就可惜了。“我们都可以多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