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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为了创业，放弃了高考。
高燃中专毕业后到南方打工，然后再复读，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第一个以中专生的身份考进来的学生。
戴志康到是按部就班一路顺利上了哈工大，但大学四年，他一心搞软件设计，为此旷课、不参加考试，以至于15门功课没过，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茅侃侃最神，高一地理会考不及格，补考，还不及格，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高考资格。
虽然我在节目录制现场一再要求他们多说说上学的好处，可四个人谁也不买帐，一个接一个比赛似地对着镜头说上学考试没什么用。现场一帮大学生观众到是拼命鼓掌。
四个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再加上他们平日里是常常混在一起的好朋友，我于是临时在场上把我和他们的一一对谈变成了五个人的群口相声，连沙发也多加了一张。
最贫的是高燃，他上清华时追女孩的故事堪称经典。话说一次舞会上，高燃看上了全场最漂亮的女生，于是十冬腊月的天气，穿了件短袖衬衫就冲到门外向已准备回宿舍的女孩要联系方式。女孩婉拒，表示没有手机。高燃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决不气馁，转而索要QQ号。据他描述，他当时冻得哆里哆嗦地，伸出双手拦住女孩的自行车，一副不依不饶的劲，嘴里还大声地喊着：“你看我冻成这个样子，给个QQ号都不行，哪怕是个假的呢。”
不知是怕麻烦还是被感动了，女孩给了高燃她的QQ号，而且，号码还是真的。故事还没完呢，这女孩后来成了高燃的女朋友。
李想也已经名草有主，只有戴志康，还是孤家寡人一名。
其实，称他们为亿万富翁还为时尚早，他们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可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在福布斯富豪榜看到这四个名字。不仅仅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聊得很开心，还因为他们干干净净的，他们的生活干干净净的，他们的情感干干净净的，他们的财富干干净净的。这令我感动。我希望这样的人成功。
七、劳模般的勤力
“鲁豫姐，知道吗？咱们的新版《鲁豫有约》就快录满500集了。才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啊。”
我的嘴一下子就张开了，愣了一会，才脱口而出我的口头禅：“天哪！”
500集是什么概念？
一年52个星期，如果《鲁豫有约》按2005年之前的播出频率，每周一期，那我接下来的八年时间就可以去周游世界每天逛街再生一堆孩子把自己喂得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放一个悠长的假期了。
天哪！难怪同事们都叫我劳模呢！就连《新周刊》在授予我2005年年度节目主持人大奖时为我写的获奖理由中也有这么一句：“从‘说新闻’到‘说故事’，陈鲁豫一直掌握着话语权，她以近乎劳模般的勤力，更重要的是对人物和故事之间的黏合度的出色理解，成就了一档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人物访谈节目。”
看到吗，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劳模，如今这一年半里500集的工作量实实在在摆在面前，而且收视口碑经济效益三丰收，即便谦虚如我，也得实事求是地夸自己一句了：“I’m so牛！”
一直跟在我身后催稿子的金丽红、黎波特别希望我写写节目：“这读者爱看！”——言外之意，这个好卖钱。我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想到赚的钱里有一部分是我的，也就欣然提笔了。
我于是带上电脑一个人跑到北京798厂的atcafé，开始回忆这一年多我和节目的种种经历。
500集节目啊，1000多个嘉宾先后坐在我的鲜黄色的大沙发上，沉思感慨流泪大笑，面对我和观众，慢慢敞开心扉。天哪，我真是够能聊的。难怪前两天舞美部门重新布置舞台，竟然发现我把沙发活活坐出了一个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总像坐在山坡上似的，老有要往下滑的感觉。我终于相信水滴石穿的道理！
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总是打开的，外面就是人大附中的操场，总有上体育课的学生在那跑步打球做操很是喧哗，可那些无忧无虑的笑声吵闹声让我的心情格外宁静而舒畅。
我在窗前站一会，看看窗外空空荡荡的操场，正是暑期，学生都放假回家了。我深吸一口气，再坐到电脑前，继续敲我的文章。不断有同事探头进来问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手机也不给人安宁，该响的时候像死了一样，一到关键时刻却叽里哇啦叫个没完。
早过了下班时间，又一个编导小心翼翼地敲门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的手还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眼睛却从电脑屏幕转向了怯生生站在我面前的编导的脸上，我不说话，但眉毛高高扬起，那是我在问 “什么事？”的意思。
编导在我的示意下，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上身笔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鲁豫姐，我很困惑。”
天哪，我竟然要给下属做思想工作了。
“怎么了？”我的语调温柔得能滴出水来，足以温暖融化最彷徨的心。
“我……”那边话没出口眼泪却扑簌簌掉了下来，“我报的选题总也通不过，主编又通知我20日之前必须要交出一期节目，否则……”又是一串眼泪。
我抽出一张纸巾，想了想，干脆把一盒纸巾递给她，“情况我都知道。”依然是春风化雨的态度。接下来，我用电台深夜节目主持人惯用的近乎催眠般的磁性声音讲解团队精神爱岗敬业职场生存之道等等等等。
半小时后，编导终于破涕为笑告辞退出。我看看手中被用去大半的纸盒，不由得思忖，我真该在办公室里摆一张长沙发，旁边再立一盏落地灯，如果把窗帘放下大灯关上，我就可以开业做心理医生了。
八、错一个字，罚1000块
在团队里，我总是这样以悲天悯人的好人形象出现。这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和主编们，斩尽杀绝的恶事都由他们出面，我只在编导们彷徨无助时递上一张纸巾，这让他们感觉我亲切无比。其实，我是真正的笑里藏刀。
在《梦想照进现实》一文中，我提到了每次《鲁豫有约》播出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致电我的主编，气急败坏地指出节目的问题，那份急切近乎孩子气。
有一阵，字幕里总能看到刺眼的错别字，一但发现我总是暴跳如雷，大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怎么根除？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罚！天，我们真是挺狠的，错一个字，罚一千块人民币。写到这里，我有些含糊，总觉得自己记忆有误，1000块太多了吧，应该是500吧？我于是发短信问制片人曹志雄，不到两秒钟，小曹就回信了，手机上言简意赅两个字：一千。过了两秒钟又发来一条信息：编导和主编各罚一千。天，一字两千金啊！
我不知道把这个细节写下来，会不会有工会一类的组织找我们的麻烦，找也认了，反正我们想不出比重罚更有效的方法了。
重罚措施刚一宣布，就有人不幸撞到枪口上。
一天我看到有编导把身陷“囹圄”竟然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一下窜得老高，二话不说立刻给制片人曹志雄打电话。等我放下电话火气渐消，这才开始于心不忍，这倒霉的编导会被扣掉两千块钱啊（主编也跑不掉，照样会被扣掉两千元）！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节目整体水平也不差，仅仅因为粗心大意错了两个字就被罚得这么惨，真是够背的。
心软归心软，罚起来还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反正我不出面，只是在背后扎针，得罪人的事由我可爱的制片人和主编负责。编导们大概想不到，十个错别字里总有七八个是我发现的。也神了，只要我看节目，就总有错别字。
大刀阔斧地狠罚了几次后，错别字渐渐地消失了。
还有件事情我想来总有些后悔。
《鲁豫有约》的录制时间总是定在下午两点。但最初的半年里，几乎从未准时开始过。不是观众被堵在了路上，就是编导被堵在了路上，反正以北京的交通状况，谁被堵在路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心里一直为此火冒三丈。
请想象我的状态吧，化妆师把我的唇彩补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在落地镜前仔仔细细把自己打量了好几回，整场节目的流程当然早就烂熟于心了，我就像是个拳击手，戴上了牙套，只等裁判一声令下，就猛虎扑食般杀向对手了。问题是裁判偏偏拖着你，那个“开始”怎么也不肯吹出来，你要是拳击手，你能不抓狂？
话说某一天，录制时间被推迟了近一个小时。我的化装间里安静极了，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谁都怕被我问到为什么还不开始。我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了，穿着我的四寸高跟鞋冲到楼下演播室。观众早已入场等候了，我的现场导演毛毛为了安抚观众一个人在那讲笑话唱歌耍活宝已经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我怒不可遏了。
“什么原因？”我咬着牙沉着脸问犹犹豫豫不敢靠近我的制片主任。
“编导刚把片子编完，正往这赶呢。”我那老实厚道的制片主任颇不情愿地说出了实情，我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铁门前。铁门敞开着，我就双手叉腰站在水泥台上，眼睛死死盯着台阶下的小路。所有来演播室的人和车都要经过这里。
九、我们的秘密武器
录制时间已被推迟了一个小时，编导依然不见踪影，我已经怒不可遏。本来在棚里等候的工作人员也三三两两的跟着我，站在了铁们附近。不一会儿，有人搬了把藤椅过来让我座。我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从此厉害的名声大概要传出去了，爱谁谁吧，我就把谱摆得大大的，怎么样？经过一番迅速的心理建设，我颇为戏剧化地坐在了宽大的藤椅上，样子因为生气有些狰狞，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