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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或许曾经是德国重量级的军事人物，但是在那一天，他看上去女气十足，柔软的皮肤呈现出光泽。他的外表既不英勇也不气概，我们这帮孩子后来忍不住议论纷纷，因为希姆莱和鲍曼除了纳粹党徽章以外，都没有佩戴任何军事奖章。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希姆莱这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个娘娘腔的同性恋者，那就是希姆莱给人留下的印象。我的一个同伴称他为“德意志的奶油小生”，但是，他在这一天的神色和举止恰好与希特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身体语言反映出健康与活力，甚至显得有些傲慢自大。或许，正是他暗中与盟军进行的秘密和谈让他有了冷静和乐观的理由。
4月20日之前，希姆莱两次会见了瑞士红十字组织的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希姆莱的计划是取代希特勒，成为新德国的元首并与西方盟军展开公开的和平谈判，伯纳多特就是穿针引线的人。假如希特勒有一丝察觉到希姆莱的谈判计划，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希姆莱送上绞刑台。但是，希姆莱信心十足，元首再也不能阻挡他前进的野心。希姆莱从来不会在未征求星相家之前采取大的行动，这一次也是，不过，希姆莱得到了很多吉兆。1年以前，希姆莱最信任的星相家预言，希特勒在7月20日那天将遭到致命的威胁，但是能够幸免于难。果然，希特勒逃过了暗杀的劫难。这个星相家还预言说，元首在11月时会得重病，结果，预言又得到了验证。现在，这个星相家告诉希姆莱，希特勒活不过5月8号，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那天夜里，他驱车60公里前往位于柏林东北面泽森的城堡，继续和盟军的秘密谈判。
不久以后，希特勒的所有随从消失在水泥混凝土筑成的碉堡中，这个碉堡有一个小塔，在大臣花园雄伟建筑的映衬下显得丑陋而笨拙。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进出希特勒地堡的紧急入口。但是，随着阿克斯曼对元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俩后来有不少的日子逗留在柏林这座地下城堡里。阿克斯曼此时跟随希特勒消失在地堡中，从那以后，因为“他的孩子们”在战斗中扮演的角色，阿克斯曼得以列席了希特勒每天的军事汇报会。
早在阿克斯曼将我们呈现给希特勒，让希特勒看到我们的“精疲力竭”以前，他已经在积极策划让希特勒青年团投身这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两天以前，阿克斯曼未经预约就去拜访了黑尔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将军。魏德林将军的总部当时位于柏林东面的一个地窖，他所率领的第56装甲坦克师归西奥多·伯西（Theodor Buss）的第9陆军管辖，他们曾经为保卫柏林东南面的防线而拼死抵抗。就在阿克斯曼不期而来的那一天，魏德林在苏联人的进攻之下已经两次迁移自己的司令部了。
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阿克斯曼不认为如此，他告诉魏德林将军，他的“孩子们”将随时听从将军的调遣，他们将誓死证明自己对帝国和元首的忠诚。阿克斯曼讲述了一个例子，孩子们用从敌人那里抢来的来复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在首都郊外的一场战斗中支援了民兵连。（事实上，这群孩子兵们“吓退”苏联军队的惟一武器是孩子们的火箭筒，这种火箭筒能够穿透最结实的T…34坦克的钢甲。）
魏德林被激怒了，他认为，无论有没有火箭筒的武装，将一群12岁的孩子送上战场对于战争的结果于事无补。他告诉阿克斯曼，战争大局已定（他的这句断言足以把自己送上刑场，在纳粹德国，承认战败是一种犯罪行为），“你不能牺牲一群孩子的性命来挽回颓势，”他说道，“我绝对不会调遣他们，我要求取消让孩子们上战场的命令。”阿克斯曼这次学乖了，他承认孩子们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而且答应回去后就取消命令。然而，阿克斯曼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没有从战场上召回过任何一个孩子。
阿克斯曼试图将德国少年推进大屠杀的决心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下达给希特勒青年团的命令都直接来自阿克斯曼或希特勒本人，完全不经过任何军事指挥官。
我们这群留在大臣花园的孩子被解散开来，虽然在这场战争的最后4个月里，有近3万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还在作战，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这群孩子暂时远离了那场大屠杀。随后，我们被送回了在城西面那个舒适的寄宿处，离加图的飞机场不远。我仍然兴高采烈，为亲眼见到了元首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出现在历史舞台而沾沾自喜，虽然我只不过简短地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洋洋得意，因为在我看来，大反击战即将拉开帷幕，但是，出席那天盛会的每个人都不会料到，我们对这一难忘事件的期望将被彻底改变。
这天晚上，阿克斯曼找我私下谈话。我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一上来就问我元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在看到希特勒苍老的面容时，我非常吃惊。
“但是，他周身仍然散发出一种强烈愿望，难道这不让你感到惊讶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决定能一一得以实现吗？”阿克斯曼反问我，“他考虑得非常周全，没有漏掉任何小细节。”
在我看来，希特勒置身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许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对新式神奇武器的关注上。我一言不发。
“你难道没有被演说感动吗？”阿克斯曼继续问道。
“不，我被感动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心里不确信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我也被感动了。”阿克斯曼激动地感叹着。
然后，阿克斯曼希望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响应希特勒结束演说前的敬礼。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也许，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吧。”
阿克斯曼接着说，在1个月以前希特勒对青年团发表演说后，立刻赢得了孩子们热烈的“向元首致敬”的欢呼。
我问阿克斯曼，元首在那次演说中讲了什么内容？
“基本上和今天说的差不多。”阿克斯曼回答道。
然后他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我是否会开摩托车（我当然会开），然后他还问我是否熟悉柏林城（我当然熟悉），然后，他带着询问的神色指着我左手带着的两枚戒指。
“那是我母亲和女朋友送给我的。”我解释说。
我不太愿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但是阿克斯曼显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
“她是红十字的护士，在霍夫的军医院工作，我是在那里养伤的时候认识她的。”
“在战争期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阿克斯曼暧昧地回答。
在这次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阿克斯曼告诉我，他将让我做他的信差，为他决定建立的阿克斯曼之师效命。我的工作是穿梭于近20个希特勒青年团小分队的营地之间，传递消息。这些小分队奉命保卫柏林城，主要驻扎在桥头和主要道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被挑中担任如此重任。阿克斯曼手下有无数能征善战的士兵，但是他却挑选了我做他的一名信差。我来自布雷斯劳，并不了解柏林。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一个来自柏林的士兵呢？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呢？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递送希特勒自杀前的最后一批急件。我写信给安妮·玛利亚，告诉她这个消息。我预备在信尾签上名字的时候犹豫了片刻，我应不应该在信里告诉她我爱着她呢？我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于是在信尾签上了“深爱你的莱曼”字样，一股温暖的爱意涌上心头。然后，我上床睡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1）
在那个宿命的星期五；德意志大臣花园中人来人往。不过那天早上来柏林的绝大多数纳粹党高级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来大臣花园见希特勒最后一面的成分多过向他致以生日祝贺。这帮鼓动德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的纳粹高级将领，没有几个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搭在即将沦陷的柏林。希特勒躲进了他的地下城堡，让留在大臣花园的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几分钟后，大臣花园的院子里乱作一片，大批的仆人和勤务兵匆匆忙忙地将行李箱和板条箱装上卡车和小汽车，预备冲出柏林，逃到安全的地方。柏林城几乎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只有一条路通往南面的巴伐利亚，苏联军队即将攻进柏林城。
这天早上，高级将领们请求希特勒从那条路逃出去，也有人建议他飞到南面的贝尔格夫，退守到位于布彻斯加德的阿尔卑斯碉堡。贝尔格夫处在这座纳粹民族主义屏障的中心地带，占地约3万平方米，四周围绕着绿茵茵的群山，南面的湖泊地区与慕尼黑交界，并且延伸到奥地利。这个地区纵横密布着军事基地、雷达站、武器军火库和油料堆放处。希特勒的许多高级顾问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最后的碉堡上，希望这座民族主义屏障能够抵挡住盟军的攻势，并且成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盟军没有对包围中的柏林展开全面进攻，因为他们的军事参谋认为，最后的战役将在阿尔卑斯山中打响）。鲍曼、希姆莱、戈林和斯佩尔都在贝尔格夫附近靠近布彻斯加德的地方安了家，他们的住所也都挖了地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鲍曼正在监督在奥巴萨尔斯堡进行的一个巨型地下城堡的修建工程。
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