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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恶兆（2）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 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个记忆创伤负责。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那头鹿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最后，我们发现它被人杀死在树林里，偷猎者为了鹿角杀了它。我深受打击。鹿脖上有铁丝勒过的痕迹，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猎者还拿走了它的金色项圈和铃铛。当我把父亲带到鹿的尸体旁时，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让我帮他一道，一人抬一条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这头鹿被挂在地窖的屠宰钩上，肚腹已被剖开，内脏也已经被清除掉了，父亲预备教我如何剥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这幅场景，恶心得呕吐起来。父亲骂我太懦弱，他告诉我，屠宰动物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件事。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亲预备让我杀一次鸡。
我十分害怕，但父亲坚持要递给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开始干活。结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团糟。我左手使劲捏住鸡翅膀，右手努力将鸡头按在案板上预备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鸡，非常害怕，以至于在斩鸡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只鸡的肌肉猛烈抽搐着，翅膀抖动得非常厉害，我吓得松开了捏着鸡翅膀的手。这只没头的鸡从我身上掠过，然后掉在地上断了气，从断头处流出的血洒了我一身。我吓得不轻，迅速跑开了。因为我的胆小，父亲再次训斥了我，他轻蔑地说我像女孩子一样。
这堂关于刚毅的教训发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驼背小孩，名叫鲁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捉弄他，以欺负他为乐。他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和他打了起来，根本没料到他会反抗，但是他不仅反抗了，而且还打赢了我们3个人，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抓痕。我的鼻子还被打出了血，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个时代期望的标准老师形象——强硬的独裁者。老师将一枝竹鞭递给鲁迪，而且命令我们3个俯下身去。
“在每个人屁股上打12下。”他对驼背小孩说。
“我不能这样做，”鲁迪说，“他们还会再打我的。”然后，他把鞭子还给了老师。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记着鲁迪的话。后来，老师把我们都送回家。当我把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出门，到鲁迪家去道歉。当我父亲得知这一切后，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因为我参与了一场三对一的打架。他骂我是个懦夫，然后命令我早点上床睡觉。
鲁迪和我却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爱小动物，他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摆着金丝雀、热带鱼、小白鼠和一只金色的小松鼠。他还有一个养着几条蛇的玻璃容器。鲁迪的理想是当一名兽医。但是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虽然为他买了这么多宠物，还帮他饲养，却一点也不赞成他的这个理想。我至今都记得鲁迪的父亲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想法。鲁迪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俗称“褐衫队”。
当时在德国有大约50万人是褐衫队成员。冲锋队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准军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上尉领导，而且得到了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激烈反对犹太人，宣称要“为德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希特勒曾经试图将褐衫队完全纳入纳粹党，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罗姆的这个组织对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希特勒于是转而拉拢希姆莱的党卫军，党卫军曾经隶属于冲锋队，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最终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身着黑衫的党卫军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卫兵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这支卫兵队迅速发展成纳粹帝国中的庞大组织，他们鼓吹“捍卫纳粹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体现”，并且将该政权对其他种族的嘲弄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鲁迪的父亲告诉他：“你最好呆在学校，学一门合适的手艺。”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绝大多数蓝领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当时纳粹民族主义积极宣传打破阶级差异。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鲁迪的父亲大概已经预见到，那些身体不合格、肢体不健全和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被送进专门机构。我们这些孩子对1935年开始执行的《遗传健康保护法》一无所知。但是身为冲锋队员的鲁迪的父亲，应该已经听说过这个法案，他觉得，鲁迪能够幸免于难的惟一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但是值得讽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是一个瘸子。畸形的背部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遗传疾病，但是一个高耸的驼背相当引人注目。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恶兆（3）
我的父母参加了“漂鸟运动”，这是一场回归大自然的运动，类似于登山联谊活动，是由一群爱国者发起的，希望藉此将欧洲的德国人团结起来。这场运动恢复了各种民间舞蹈的仪式和节日，大举庆祝夏至和冬至的到来，后来这场运动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动，吸引了未来的军备部长和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礼盛行德国之前，漂鸟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呼喊“嗨”来相互问候，“嗨”表示欢迎或欢呼。
这个组织的成员最初在德国境内徒步旅行，后来逐渐拓展到几个有德国人定居的欧洲国家。这个组织的年轻人和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将联络祖国以外的德国人作为一种使命，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