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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官员全都遭到了软禁。当天晚些时候，当局宣布戈林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正式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戈林相比，斯佩尔的叛逆行为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因此这个小插曲也让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后，斯佩尔就向希特勒做最后辞别，气氛依旧很冷淡，希特勒还是没有和他握手。“再见！”希特勒冷冷地说了一声，旋即转身离去。斯佩尔走出地堡，重新穿过混乱的柏林街头抵达勃兰登堡门。他坐上飞机，再次开始一段危险的航行，只不过这次，他要永远地告别柏林了。
当纳粹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时，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动物，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无家可归的难民带着所有能拿上的家当，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无人看管的动物满街乱跑。人类发动的战争残酷地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些残忍恐怖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动物热爱者的心灵。我曾亲眼看到一匹马被活生生地残杀，那个可怜的生命被榴弹炸伤，无助地躺在马路上。人们因为饥饿过度而又没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围着它用刀和锯子一块块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屠宰了一条狗，然后用狗血来喂她的孩子们。这种可怕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坦克履带碾过后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想作呕。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最后的道别（3）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被带到了街角的一间屋子，并一路走到地下室。那里有几个妇女，在她们身后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文件、一部军用电话机和一个公文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整个德国都很难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脸部的神情非常像马丁·鲍曼。他也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裤子，双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师式的衣领。这不是一战时的军装吗？这个人难道是执法官员？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个男孩？
我把同那个军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的这位军官，让我颇感惊讶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青年团总部。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没有撒谎，很明显，这让他吃惊不小。他答应放我们走，但同时警告道：“苏联人肯定监听了刚才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企图。”他显得有些幸灾乐祸。那个年轻军士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我们的摩托车，我估计他是经过一番掂量，觉得不值得为了一辆车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图尔·阿克斯曼。
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戈培尔和鲍曼早已发布了严惩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军面前露怯的行为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纳粹甚至公然宣称，保卫柏林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无上的职责。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报纸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时刻，任何不能恪尽职守的人都是叛徒，整个民族的叛徒……弱者总是悲天悯人，只有强者才能坚持到底，获得胜利……元首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让我们把个人的命运抛到脑后。你可以选择勇敢地战斗然后牺牲，或者向敌人屈服成为可耻的叛徒！”
后来有一次，我曾问过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不会被自己人处死。他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会！”可我并不明白谁才是“我们的孩子”？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德国青年都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但哈尼斯和我已经看到，那个在敌人面前胆颤的“我们的孩子”遭受了怎样的命运。我们也看清了那些残酷执法者的真实嘴脸，他们才是真正的懦夫。
第二天早晨，恰逢列宁诞辰，苏联军队在这天发动了24小时不停歇的进攻。为了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一面面崭新的红旗被分发到各个部队中，苏军将领要求他们的战士将旗帜插到每一座柏林的主要建筑上。这里顺便提一下柏林的滕佩尔豪夫机场，这座机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面临苏军包围的情况下，还一直保持着日常的商业服务。但到了那天早上，最后一个航班从该机场起飞，带着9名乘客飞往瑞典。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可以看到周围一堆又一堆福克·乌尔夫战斗机的残骸。
此时，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连夜转移病房。因为如果拖到白天的话，不仅是病人甚至连其他的医护人员都可能会丧命。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总共有14名病人和医护人员需要转移，所有的病人都无法独立行走。希特勒青年团总部抽调了几名人员来协助我，但显然没有人心甘情愿接受这样一项危险的任务。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出不少，因此这让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使命感。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任何救护车，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一辆烧木炭的旧式卡车。格特鲁德医生嘱咐我们带走所有剩下的医疗用品，包括几瓶药水和一些绷带。和少得可怜的药品相比，我们带走的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倒是规模庞大，注定了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撤离行动。
黄昏前，病人们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为每个人安排了特定的担架，整齐地摆放在大楼背后的出口处。当夜幕降临时，我们立刻开始转移。我们前后共跑了6个来回，每一回都分成两步走：首先将病人转移到警察局总部，然后再把他们送到纳粹党总部大楼。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就在运送最后两个病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
麻烦的来源正是我们的上级部门曾许诺派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帮忙转移，但这辆车迟迟没有出现，而我们却为此耽搁了整整1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