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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见上帝了！”我身边的一个男孩惊呼道。
我大声说：“我们去救他回来！他可能还活着！”话音一落，我们3个人立即飞奔而出。其中两人去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经断气了。而我则直接跑向了地堡，并再次顺利抵达。后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没有说任何话。阿克斯曼总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阿恩特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顶礼膜拜的偶像。在纳粹的宣传下，二战末期德国参战的15岁少年兵达数千人之众，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蛊惑下，我们决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天真地以为也能像他那样名垂青史。我们宣誓效忠希特勒，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们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将纳粹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充满罪恶的狂热，但当时的我根本毫无意识。当我们这些孩子冒着炮火在外面玩命时，制造这幕惨剧的纳粹官僚却悄悄地躲进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来越多的谣传开始出现，传说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被遍布柏林的警察给绞死了。对此，我们深感震惊。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并没有受过重伤，只是左手手指曾经被子弹片击中，导致整个手掌都被裹在石膏里，而且由于皮肤里的金属残渣作用，小手指也开始发炎。但在紧张的工作压力面前，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疲劳和危险，永无安宁时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过度劳累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同时也让我忘却了伤势，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让我去帝国大楼的急救医院里打一针。想来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死亡街道”，只是为了治好一个小小的指头。不过很不幸，由于注射了过量的破伤风疫苗，我全身开始长出水泡。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疯人院（3）
此时，无论是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还是帝国大楼下面的急救室里，各种医疗药品奇缺，惟一还有些储备的只剩下动物园地堡里的军事医院，雷娜特希望我从那里取回些药品做补充。动物园地堡位于蒂尔加腾西南角，距离纳粹党总部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中间要穿越遭苏军密集轰炸的地区，同时面临苏联巡逻兵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无异于送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一定能行！”雷娜特鼓励我，听她的口气就像在谈论一场升学考试。我不愿让他们失望，只好答应下来。这一答应就直接送我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幸亏最后还是回来了。从我出门的第一刻起，苏军的火箭炮就像冰雹一样汹涌而来，不断激起猛烈爆炸，引发的大火把周围烧成一片火海。临近动物园地堡时，我又遇到了浓烟的袭击，视线完全被挡，分不清东南西北。在这种处境下，我最终能够安全抵达，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拿到所需的药品后，我正准备离开。此时，大量士兵和平民涌入防空洞中，如潮的人群完全不遵守任何纪律规则，夹在中间我几乎寸步难行。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在高声尖叫，婴儿们受到惊吓不住地啼哭，我还亲眼看见一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下当场做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突然想起哈尼斯或许就在此处，于是立刻环顾四周，试图找出他的身影。但很快我发现这是徒劳之举，因为即便他真在这儿，面对那么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人群开始变得愈加疯狂，我几乎是被推出了底楼门口。虽然又再次面临苏军炮火的威胁，但我的心情却感到一丝轻松，终于摆脱了那种疯狂，而且我还很幸运地活着。
回到党总部，我把药品交给了雷娜特。作为奖励，她帮我打了一针药剂，暂时减轻了水泡带来的疼痛与瘙痒。我吃了几片烤干面包，又喝了几口杜松子酒，却依然感到肠胃疼痛难忍。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只是喝了几口水。如果不是有机会去地堡，我可能连一滴水都喝不到，也许早就脱水而死了。过了一会儿，腹部的疼痛终于减轻了，但整个人已经无比虚弱。我一直靠自己的毅力在勉强支撑，直觉告诉我绝不能放弃，一旦倒下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当天深夜，希特勒把汉娜·瑞奇叫进书房，告诉她自己决定和爱娃一起自杀，并要求在死后将尸体全部焚毁。他随后取出两瓶毒药，一瓶给她，另一瓶则给格雷姆。格雷姆夫妇在地堡内有自己的房间，余下的3天里，瑞奇多数时候都在卧室里陪着格雷姆，希特勒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希特勒坚持要求格雷姆尽快离开地堡，重新担负起指挥职责。但格雷姆夫妇却拒不同意，他们希望留在地堡中，和希特勒一起“殉国”。在末日来临之际，他们决心一起服毒自尽，但自杀的手法却与众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用手枪打穿头颅，而是每人拿一颗手榴弹，在吞服毒药的一瞬间拉掉保险环引爆自尽。
在我看来，冯·格雷姆无疑是一位战斗英雄，也是位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即便是这样一名杰出将领，也深受希特勒魔咒的蛊惑而不能自拔。当他在地堡里遇见科勒时，曾兴奋地对这位部下说：“元首强大的自信完全激发了我的斗志，德国不会灭亡，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地方就像是不老泉，让我重新充满活力。”
科勒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这个地方是精神病院！”他喃喃道。
地堡确实越来越像个精神病院，希特勒一天到晚在他的书房或地图室里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痛斥那些帝国的叛徒们，有时候情绪激动得濒临休克状态。戈培尔恼怒于戈林的仓皇出逃，当那么多忠于希特勒的将领都愿意为之献身时，他这个空军元帅却敢苟且偷生，简直罪大恶极！他大谈特谈为第三帝国牺牲的无上光荣，猛烈抨击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叛臣贼子。在戈林、斯佩尔和希姆莱等人纷纷落马、出逃之后，鲍曼已经成为希特勒身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另外两个当然是戈培尔和阿克斯曼。
阿克斯曼愚蠢地深信希特勒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注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领袖，他是不同凡俗的超人！由于这番狂热的吹捧，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授予他帝国最高荣誉——日耳曼金十字勋章，而且由希特勒亲自为他授勋。希特勒还对他说：“没有你那帮孩子们，战斗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不仅仅在柏林，在全德国都是这样。”阿克斯曼答道：“他们都是您的孩子，我的元首！”回到党总部后，阿克斯曼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对我们高声叫道：“为了忠诚！为了我们所有人！”至此，他已经成了希特勒最倚重的心腹之一，他也把自己的座右铭改成了“无条件忠于元首！”
当天，魏德林将军的指挥部遭到喀秋莎火箭猛烈袭击，无奈之下只能撤往帝国大楼附近的一个地下室。该地下室作为旧陆军总部所在地，曾秘密处死过因刺杀希特勒失败而被捕的冯·施道芬伯格上校。4月26日，苏联军队已经开抵亚历山大广场，距离希特勒的最后巢穴仅1公里之遥，苏军坦克很快将出现在威廉姆斯大街。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最后的背叛（1）
1945年4月27日早晨，我同往常一样穿过炮火的封锁和呛人的浓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地堡的前厅。我的双眼被硝烟熏得难以睁开，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3个女人的身影。在她们眼中，我肯定看上去衣衫褴褛、邋遢不堪。身上的军装撕破了，面孔乌黑，头发蓬乱，模样简直糟糕至极。自从搬入党总部后，我一直没有换过外套和裤子，更不用说里面的内衣和袜子。由于我急急忙忙地冲进来，再加上浑身上下这幅尊容，显然会把眼前的这几位女士吓一大跳。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丝绸手绢递给了我，我马上表达了谢意，用手绢擦了擦双眼。接着，她又递给我一杯凉水，我正准备说谢谢，一抬头，手里的杯子滑落了。
她是爱娃·勃劳恩！我立即认出另一个女人就是玛格达·戈培尔。落到地上的玻璃杯顷刻间摔得粉粹，我涨红了脸，又羞愧又窘迫，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这时候，爱娃从一旁的餐车上又拿来一杯水递给我，轻轻地说道：“别紧张！别紧张！”
我接过杯子时，注意到玛格达的手正放在额头上，似乎有些头疼的症状。她背后的另一个女人开口道：“这么小的孩子都被送去打仗，实在太可怕了。”玛格达依然用右手盖着额头，一言不发。爱娃不停地好言安慰我，她甚至用手帕蘸了点水，轻轻擦拭着我的眼眶。“冷静点，别紧张！”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她还是对爱娃很好奇：“她看上去有多大？”
“25岁左右？”我估摸道。我从不擅长猜测别人的年龄，这次果然又错了。实际上，爱娃当时已有35岁，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从她的举止仪态上看显得非常年轻，更像个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身上有着突出的少女气质，乐观开朗，神情愉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坏消息，她都不会显露出一丝忧虑。在我眼中，她就像个电影明星那样迷人。
第一次遇到爱娃时，她穿着一套深色礼服，佩戴金色的胸针。接触多了，我发现她每次露面时都打扮得端庄典雅，漂亮迷人。到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