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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遇到爱娃时，她穿着一套深色礼服，佩戴金色的胸针。接触多了，我发现她每次露面时都打扮得端庄典雅，漂亮迷人。到了最后几天，她反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作为希特勒身边的女人，她已经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对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她似乎也极为享受。每次露面她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从未与希特勒单独出现过。
在多数历史评论中，爱娃·勃劳恩都被描绘成一个头脑简单、处事幼稚、完全意识不到身边罪恶的女人，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也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个甜美、善良的女人。不过，申克教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在地堡中的近距离接触，他认为爱娃并非一个幼稚简单的女人，也不见得那么善良，当然更不是什么聪明人。4月27日早上的那件事，证明了爱娃·勃劳恩同其他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一样冷酷无情。
爱娃的妹妹葛丽特是希特勒“嫡系部队”中的主要成员，该团队主要由一些老资格的希特勒密友、纳粹党政要员、仆人和保镖组成，其中多数人都是从希特勒刚在慕尼黑发迹时就一直跟随他。相对于柏林，这些人对布彻斯加德怀有更深的归属感，因为那里有着希特勒的巢穴——阿尔卑斯山上的贝尔格夫别墅。自从爱娃1930年初成为希特勒的情妇后，葛丽特就成了这个团队的一员。不过和姐姐的安静、矜持、羞涩相比，她显得更加顽皮、大胆、活跃。她热衷于吞云吐雾，这令希特勒大为恼火，但她却不以为然，她还无耻地在希特勒的侍卫面前卖弄风骚。
1944年，葛丽特嫁给了党卫队军官赫尔曼·费格莱因，希特勒亲自担任证婚人。这次联姻对希特勒和费格莱因都有利。由于爱娃家庭出身卑微，希特勒难免感到有些脸上无光。而费格莱因生于名门望族，并且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卓越，一旦攀上这门亲事，爱娃家族的社会地位就将得到提升，希特勒面子上也能过得去。而在另一边，费格莱因成了爱娃的妹夫，就等于是跨进元首“家族”的圈子，其个人前途将无可限量。
费格莱因纯粹是一个诡计多端、嚣张至极的机会主义者，他粗鲁狂妄的态度令许多同僚都敬而远之，在部下中也口碑极差。在他与葛丽特结婚后，嚣张的气焰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费格莱因还是个十足的流氓、好色之徒，娶了葛丽特之后，他又在柏林夏洛滕区的私人公寓里偷偷养了好几个情妇。而此时的葛丽特正住在巴伐利亚，准备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临。当时还盛传爱娃也是他的情妇之一，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或骑马，关系非比寻常。不过在我看来，费格莱因是个工于心计的野心家，他不会冒着自毁前程的危险去和元首的情人上床。
在希姆莱的关照下，费格莱因在党卫队中也是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但由于希姆莱在军事作战中的屡屡受挫，让他的名望降到了最低点，这个作恶多端的党卫队头子已经成为不受柏林欢迎的人。无奈之下，他只好派遣费格莱因作为联络官留在希特勒身边。摆脱了希姆莱控制的费格莱因，一来到柏林就立刻改弦易帜，背叛了昔日的主子，转而巴结位高权重的鲍曼。两人原本臭味相投，又各自心怀鬼胎，很快成了狼狈为奸的死党。不久之后，费格莱因就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
不过，在我遇到爱娃的那天，她这位流氓妹夫的命运将发生巨大转变。由于希特勒搬入了地下，费格莱因也就成了地堡的常客。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会议他都必须参加，而且还得和其他副官、联络官一样，老老实实地守候在客厅里，等候元首的召见。不过，他并不住在地堡内，如果不在夏洛滕区的公寓里，他一般就住在党总部地下的另一个防空洞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费格莱因也开始意识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末日即将来临。更令他惶惶不安的是，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一分子，他很可能会被要求像其他人一样服毒自杀。他可不想过早地告别这个花花世界，他准备逃出柏林。这个狡猾的家伙通过不断打电话到地堡来制造他在会议现场的假象，暗地里秘密准备出逃。这个计谋一直都非常成功，直到4月27日那天，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姆莱的联络官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他去哪儿了？希特勒下令立刻找到费格莱因，整个帝国大楼里一片喊叫声，但却没有任何回应，费格莱因不见了。
此时，希特勒的助手奥图·甘什想到费格莱因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区还有一套私人住所，希特勒立刻派出一队卫兵前去察看。在那儿，他们找到了喝得微醉的费格莱因长官，他怀里还抱着个美丽的女人，场面尴尬至极。两人似乎正想逃走，一旁的两个包里装着假身份证件和几捆德国马克及瑞士法郎。士兵们的突然闯入让费格莱因大惊失色，马上从酒醉中清醒过来。他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说了一堆“战争就快结束”、“希特勒完蛋了”之类的话，劝说他们放走他各自逃命去。
费格莱因费尽口舌说了半天，士兵们丝毫不为所动，无奈之下，他只好摆起了长官架子，要求给地堡里的爱娃打个电话。在士兵们的默许下，费格莱因拨通了爱娃的电话，他假惺惺地告诉爱娃，自己准备飞往巴伐利亚，只是想陪在葛丽特身边等待孩子的出生。他希望用这番话打动爱娃，骗取这个幼稚女人的同情和支持，不过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爱娃没有像传闻中说的那样头脑简单，她立刻意识到费格莱因是要抛弃希特勒独自逃命去。她坚决否定了他的想法，并要求他立刻返回党总部。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最后的背叛（2）
爱娃接听电话时，瑞奇就在她身旁，她清楚地听到了爱娃在知道妹夫背叛“可怜的阿道夫”后发出的哀叹。“他的离去对德国损失之大超过1万个人。”她幽幽地说起她的情夫。费格莱因最终被抓回了党总部，希特勒的卫兵们也尽数撤走，但费格莱因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却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一直怀疑那个女人是间谍，可能是某位外国外交官的妻子，经过戈培尔无意中介绍后与费格莱因相识。同时，她还被认为与党总部的几次泄密事件相关。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后期希特勒与戈培尔之间会产生莫名的嫌隙，因为戈培尔同这名女子多少有些关联。费格莱因被扔进党总部防空洞附近的一个单人牢房，听候处置。
我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换衣服，身上的污垢和腐烂物散发出难闻的臭气。放眼望去，柏林全城都已变成一片废墟，又厚又黑的硝烟笼罩了屋顶，街道上回荡着建筑物倒塌的轰鸣。路上到处都有死尸，腐烂的尸体混合着烧焦的残肢，形成一种古怪的又臭又甜的气味，令人作呕。每条主要路口的拐角处，都填塞了一些简易路障，这些路障多半由坍塌的砖墙、碎石砾和烧毁的车辆组成，在苏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只有疯子才相信它们能挡住苏联的T…34坦克。
当我和哈尼斯在帝国大楼附近来回奔波时，一路上发现越来越多的窗户外挂起了白旗，有时候整条大街上都挂满白旗，分外醒目。党卫军的死亡小分队不断加紧巡逻，随时射杀任何一个胆敢公开投降的人。一旦发现屋外有白旗，他们立刻冲进去抓捕犯人。纳粹的“移动军事法庭”在柏林城内大肆搜捕放弃抵抗的军人，并有权立即处死这些人。平民都要求出示身份证，士兵则要有兵员证。任何不在前线的男人都会被拎出来审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就直接吊死或枪毙。
但即便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段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人们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无论前进后退都一样。相反，党卫队的骄横跋扈却激起了陆军士兵们越来越大的不满。国防军将领们经常能看见手下官兵被党卫队的爪牙吓得瑟瑟发抖，许多军官出面干涉，并警告党卫队远离自己的辖区。许多年老的国民突击队队员甚至因此投降了苏军，他们宁可落在敌人手里以求得一线生机，也不愿成为党卫队的活靶子。
这天，希特勒还是像以往那样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他会突然冲进办公室，告诉手下人温克正带领第12军前来救援，或者是伯西的第9军正在同第12军会合，准备给苏联人重重一击。为了了解军事行动的具体细节以指挥作战，希特勒随身携带着一份行军地图。随着翻阅次数的增多，那份地图变得愈加残破不堪、支离破碎。每每沮丧之际，他就握紧冰凉的手掌如丧家犬一般扑在桌子上捶击、哀号，气急败坏地质问温克为何如此磨磨蹭蹭。他一遍遍诅咒着施坦因纳，抑或是破口大骂身边的叛徒，没完没了。
而在走廊另一头的希特勒书房里，戈培尔也专心模仿着主子的表演。他像希特勒一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嘴里不停痛斥元首身边人的背叛和不忠。他嘲笑戈林的软弱无能，指责他危难关头逃离柏林，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嘲讽德军将领的指挥无方，斥责士兵们为懦夫，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德国民众配不上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和希特勒一样，戈培尔也想知道温克为何迟迟不到，他也会从之前的冷静理智转变为歇斯底里般的狂怒。随着末日的一天天临近，整个地堡就像科勒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个疯人院。有时候，地堡下层会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但随着会议室大门的打开，这种平静立刻被激烈的谩骂和互相指责所打破。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叫骂声也随之停止，地堡中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
至于地堡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末日的临近，德军溃败的速度或许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快些。地堡卫兵们将贮藏室里的美酒洗劫一空，喝醉了就躺在餐厅的橡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