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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沿着康德大街和黑尔大街继续往西到皮切尔的多夫大桥——这座桥仍在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之下。这条路线是在希特勒自杀前，军官们的情报员走的路线。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向北越过魏登戴姆大桥，这座桥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但是苏军很快就加紧了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们对北面和西面这两座桥的占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对突破重围与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余部会合抱有希望。他强调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关重要。事实上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我们部队一直在勇敢战斗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们受到温克的第12军和伯西的第9军可能会来增援这座城市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告知苏联人在东面被击退了，而且他们正与西方面军作战，一旦这些假象暴露混乱将会随之而来。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经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面要塞的部队中慢慢传开了，我是在给大厦送情报时发现这一点的。（情报说在纽科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被苏军的坦克消灭了。我那些没有被彻底消灭的勇敢的同伴现在都成了苏军的俘虏，他们不久后也会在苏联的劳改营里由于疾病而死去）
在党总部的地下室，逐渐临近的灾难进一步引起了人们被酒精燃起的最后一刻的兽欲。一位身穿后备军制服的女孩向我走过来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说：“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想生个像你一样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铁十字勋章上。我感到她在亲吻我的耳朵，她的头发落在我脸上，我对她说：“我有任务。”我尽可能不冒犯地挣脱了她的拥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苏联人俘虏。”
但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为她感到难过，我感觉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无助。我处在一群拥挤的士兵和平民之间，而且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孩要跟我做爱，但是我已经有了安妮·玛利亚，她可能已经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续可能会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来。我的生命可能会结束，我的尸体会烧成灰被风吹到一个永恒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会活下来。
当我回到纳粹党总部的时候，格特鲁德医生的护士们也在讨论想怀孕的事，她们把它看作是某种保护或防范，其他人在讨论自杀而且说得毫不迟疑，任何胜利的想法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每个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围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杀的那个晚上计划的。但是当阿克斯曼在大约下午6点回到他的战地指挥所后告诉我说，我们的出发时间往后推迟24个小时。我们会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点后出发。我想知道为什么，阿克斯曼告诉我可能有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可能。戈培尔和鲍曼已举行了一次会议，提出了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建议。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将军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会议。会议达成一致，他们应该尽快把戈培尔和鲍曼是德国新政府的成员，以及海军司令邓尼茨是新的国家首脑的消息传递给苏联领导层。假如苏联人答应让他们向北安全转移到邓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挥部，他们就召集政府并开始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
马丁·鲍曼当然有许多个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简单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随着他的庇护人的离去，惟一重视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权力现在都落在了在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的那个新的国家首脑的手上。假如鲍曼能在邓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之前见到他，那么他至少还有些许的机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苏联人不会让戈培尔或鲍曼逃出他们的控制，而且任何和平的谈判也只能根据斯大林的要求进行。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推迟突围的好借口，我们都是山穷水尽了。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动，其他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没有人的体力还能支撑着跑出去几百米。我们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多地睡觉。
就在我们致命的敌人凶恶地像老虎撕裂猎物一样对我们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我们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觉，但是我们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部分原因是害怕，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久后会死去，而且我们许多人不会很快地无痛苦的死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苏军离我们是多么近，有时他们的弹幕射击的密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在不断的加剧，迫击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无休止的机枪射击。每个人脑子里都有求生的念头，都在向上帝祈祷。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是多么迅速地求助于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说当时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开始考虑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过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运。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地堡中的杀戮（2）
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我那时还没有停止抵抗举起双手向苏军投降的念头，我必须听从命令，参与突围希望能够活下来。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小时候当我祈祷上帝的宠爱时，她曾劝我要向上帝致谢而不是祈求。在这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仍然没有睡觉，但是我已经停止祈祷了，不求上帝救我的命了，而是自己想办法做些能让我活下来的事情。
我脑子里想起了童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西里西亚美丽的森林，和妈妈一起采摘浆果，带着我的狗散步，我可爱的小鹿，我亲爱的祖父母，甚至那曾经让我失望的父亲我现在也想让他高兴。哈思目前在什么地方？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他会让我们毫发无伤地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深信这一点。但是哈思现在失踪了，他被埋在哪里是我在给妈妈和安妮·玛利亚最后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情。她们将永远也收不到这两封信了，她们也不会读到我最后对她们说的话了，而且她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头脑中就要一片空白时，就很难再有睡意了。
正当我疲惫地躺在行军床上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地马丁·鲍曼正在试图从大本营里组织自己的突围队伍，他请求阿克斯曼给他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组成人肉盾牌。我听到格雷姆和阿克斯曼讨论这件事，这正是阿克斯曼发誓为元首提供的人肉盾牌。鲍曼的理由是他现在是党的领袖，应该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其他的高级军官都在这些年轻士兵的保护下通过了苏军的封锁线，所以从多个方面来看他的要求都是正当的。
但是阿克斯曼有些吃惊，他怀疑鲍曼在地堡中的最后这些天里除了策划打垮他的竞争对手和自己的幸存外没有干别的事情。在希特勒自杀后鲍曼曾命令汉斯·鲍尔用飞机把他送到邓尼茨在波罗的海的指挥部，但是鲍尔告诉他已经没有飞机了，所以绝对不可能很快地给鲍曼这个顶级的懦夫提供逃离的可能。他在一层楼梯上说过他希望汉娜·瑞奇没有离开——好像即使没有飞机，她的冒险行为也能够救他的命一样。鲍曼对徒步突围的前景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一队年轻士兵为他挡住苏军子弹的想法对他来说至少是个安慰。
有一段时间我希望阿克斯曼能答应这一请求。如果他同意鲍曼的请求，那么我肯定是被指派执行这一任务的团员之一。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我们冲出去的机会可能要比原来计划的大规模突围成功机会大一些。我并不特别喜欢鲍曼，但是很高兴有机会和他一起在大多数人之前突围出去。我从行军床上站起来并且怂恿阿克斯曼同意鲍曼的计划。其他几位在场的军官也这么做，其中包括波特，但是有一个人反对说这种行动必须要得到蒙克将军的同意。格雷姆被派去新帝国党总部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
没有单独的突围，即使是为了马丁·鲍曼也不行。没有比被所有的人不放在眼里这种方式更能生动地证明鲍曼手中的权力已消失殆尽了。他没有对军队的控制权，鲍曼的行为就像一只金毛野鸡，我的祖父总是这么说他。他获得了高级官员所有虚假的恭维，但是他不会飞。他不像是一个战士，他和许多懦夫一样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我知道阿克斯曼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他比较谨慎。他所说过关于鲍曼的话就是：“他能控制他的酒量。”在希特勒自杀后，鲍曼自我陶醉的地位变成了一种尴尬。有人说他从食堂里找到酒，并且把酒和香烟递给他周围所有的人。
我为我们没有去成感到失望，但是我心中也窃喜。他的请求被否定后，鲍曼一定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党的领袖，他都没有一点实权。所以，希特勒让他“党内最忠实的同志”也失望了。他给他一个党的领袖的名而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我问我自己，我准备好死了吗？然而奇怪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对我来说第一次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为什么而死呢？为元首吗？他已经死了。为国家吗？它现在也已破碎了，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国家了。为我的妈妈、姐妹和我的兄弟吗？不。他们不想让我为他们而死。为我父亲吗？哈！他肯定会把我英雄式的死亡看作是一枚荣誉勋章，但是它是英雄式的吗？或者是可怜的和令人同情的呢？我会被坦克碾过还是会被喷火器烧死？而且即使我的死是英雄式的死，我的父亲他知道吗？其他人知道吗？我是最后一个尽管被打败但仍为荣誉献身的人吗？我是后代的杰出榜样吗？
不，我不想死，我知道安妮·玛利亚在等我。
在那天深夜，戈培尔和鲍曼命令克雷布斯离开地堡去和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