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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大获全胜，从报纸上的消息来看，他甚至没有遭到任何大的挫败。当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虽然战争时期国家对所有新闻进行了封锁，并且进行了巧妙的军事宣传，但是在我读过的众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纪录之后，我还是认为，军事公告最能反映事实真相。当然，军事公告终究对德国进行了粉饰，夸大地描述胜利，并且故意漏掉挫败或减少对战败的报道。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有政府控制并发布的新闻。我们被禁止收听敌台广播，如果通敌背信，我们会遭到包括处死在内的各种处罚。我们的信息来源相当孤立，成天受到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轰炸。诸如“英勇的”、“无畏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勇敢的”、“骁勇的”、“光荣的”、“庄严的”、“高尚的”、“卓著的”、“光辉的”等字眼被大量采用，甚至达到了滥用的地步，后来配合采用的还有死亡等字眼。即使是青少年也要准备拥抱死亡，因为死后的英勇事迹和光辉战绩将长存，虽死犹荣。
我不认为自己抱着必死的愿望，但是我已经说服自己，我愿意而且准备好光荣战死沙场。我最大的担心是，究竟我能不能得到一个机会，证明我的勇敢甚至成为英雄。如果战争能够像我想像中那样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或许也能够和那些在大战役中顽强作战的士兵一样，让自己的名字载入英雄的光荣名册。我十分确信，德国将迎来卓越的胜利时刻。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们被告知，战争的第一步是设法让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第二步则是解放英国帝国统治下的欧洲；第三步则要让德国免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丹麦和挪威因此被德国占领。随后，比利时和荷兰也为德国所有。1940年5月23日我12岁生日那天，我们收听到关于敦克尔克的广播。英军和部分法军在被德军击败后从敦克尔克撤往英国，这条消息在我们德国人听来并非是英国人的凯旋胜利。德国人的看法是，我们成功地击败了英国军队，迫使他们狼狈地放弃了所谓的法国盟友（后来我们也意识到，敦克尔克是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关系恶化的开端。希特勒当时没有让坦克装甲部队乘胜追击，因为德意志空军元帅戈林向他承诺，德意志空军足以消灭溃败的英军。但是戈林食言了，大概有30万英军撤走了）。我父亲声称，他参与了“海狮行动”（进攻英格兰的行动）的策划工作。他还说，在进攻以后，他可以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获得一份类似在布雷斯劳的工作。究竟他所说的话有多少是在吹嘘，有多少是真的，我不得而知。
1940年时，父亲希望我成为一名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员，当然这个学校的学员不如NAPOLA那么有名，不过也算是“次一级的最好选择”了。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一个超过100人的连队中领导着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可以发出命令甚至做演讲。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们控制思想，而且他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纪律性是一种美德，是家人、学校甚至青年团少年班评判的标准。而且，在年满12岁以后，我已经以很快的进度实现了荣获少年班优秀奖章所需的全部要求。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达到父亲的期望了。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让父亲失望了。我没有获得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入学考试资格。父亲对我无休止的指导和训练又一次白费了，我又一次失败了，依然是一个“虚弱的家伙”。不过，我的一位男同学迪特·海因里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录取了。我在失望之余，将兴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国英雄人物的造诣上，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英雄人物的数量迅速激增。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战争（4）
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所向披靡，连获胜利的新闻不断传来。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略有顿挫，德国军队很快又会发起反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被打败的消息。是否真的没有被打败过呢？如果新闻报道了我们损失的战斗机和军舰数量，也会将我们损失的数量和敌人的损失进行比较，听起来，我们的损失总是微乎其微，而敌人总是伤亡惨重。
1941年6月14日，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人们兴高采烈的势头简直难以置信。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了苏联。这既是开始又是结束。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也有毁于一旦的时候（确切的说，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12年4个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与犹太人有了个人接触，这是我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惟一一次结识犹太人的经历。在这以前，我偶尔看到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在导盲犬的陪同下过马路。她的年纪相当大了，看到她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条盖住失明的眼睛，不过还可以用另外一只好的眼睛看东西。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牵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德国牧羊犬，靠着狗的引导过马路。当然，我所说的情形是在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记的规定出台之前。这一次或许还是那条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个盲女人佩戴着黄色的臂章，上面有3个巨大的圆点，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盲女人的时候，看到她戴着黄色星形标记，而且这一次她没有牵着那条狗，显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来回挥舞着她的手杖，试图探测行走的方向。她看起来不得不过到马路的另一边，我于是走过去协助她并且问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记得她的回答，因为她用德语回答说“被征用了”。她解释说，她非常依赖那条忠诚的狗，但是军队征用了狗做军事用途。在战争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导盲犬的协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于盲人协会，再找一条导盲犬，上年纪的导盲犬不适合再在军队服役。
她流泪了，问道：“我现在能过马路了吗？”于是，我搀扶着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马路的对面。这时，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陌生男孩骑车经过，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车，冲过来照着我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他咆哮着喊道：“不许帮助犹太猪！”我为了自卫而反击。这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小圈人，那个盲女人机警地离开了，骑自行车的男孩衬衫上沾满了我的鲜血，他也骑车离开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尽管我当时带着青年团少年班专用的登山刀，但是这场打斗是拳脚交加，我根本没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还是惟一一个受伤的人。
我丝毫没有察觉到纳粹集权统治对待敌对者和被压迫群体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怀疑。我们的老师甚至提都不提集中营，更不用说介绍集中营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是我的母亲解释说，普通罪犯关押在监狱中，危险的罪犯会关押在国家监禁所，而敌人才被关在集中营。母亲认为，集中营就像一个劳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说法。当时，集中营的拘禁被称作“保护性看管”。我记得，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描述成反动的敌人和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他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我以为，只要他们转变思想，接受了国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重获自由。
当然，战争并非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更多的时候在创作，特别是写剧本和诗歌。我对语言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母亲还记得，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喜欢拿一本厚厚的书做道具，把书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假装发表一篇演说。我会大声地念念有词，有时反复地重复一些词句，好像在模仿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一样。我经常大喊的口号包括“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跟随我吧！跟随我吧！”或者“胜利！胜利！”不过，我没有一个听众，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着树林在喊。
我回忆起1933年5月10日，纳粹党在这一天举行了公开焚书的活动，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巨著都化为了灰烬。我从那以后再也读不到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我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御用文人吹捧纳粹统治的文字，这些人为 “回归土地”运动欢呼。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读到了《西线无战事》，那些在德国遭到禁印的书籍又恢复了出版。《西线无战事》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客观描述这场战争而不是讴歌吹捧的书籍。当时，和平主义者的小说被认为不适合德国青少年阅读，这包括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阿诺德·茨威格、利昂·费奇瓦格纳和海因里希·海因等人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有的这些书都在1933年被送进了焚化炉。
我开始学着写诗歌和一些短剧，对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我长时间地阅读文学作品，常常在深夜打着手电筒躲在床上看书，因为每晚10点以后，我的房间必须熄灯。我还记得，有时候看书看到凌晨2点，然后在6点钟起床。
德国最伟大诗人当然是约翰·沃尔夫岗·冯·歌德，他是举世公认的天才。他早期的剧作之一是根据格茨·冯·伯利琴根的论文集改编而成，是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之一。他随后还陆续推出了舞台剧《埃格蒙特》、《在陶利斯的伊菲洁妮亚》以及最伟大的剧作《浮士德》。但是，在我幼年时代，还没有哪个剧作家的作品能够像弗雷德里克·冯·席勒的剧本一样给我留下深刻而令人激动的影响。席勒是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