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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强盗》一剧中借用了他自己少年时代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反映出当时生活的艰辛，这一切都是由于滥用强权造成的，席勒借此剧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抗议和不满。该剧毫不留情地控诉了一个罪恶的社会，它使得一个原本性格高尚的人以为干坏事可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一个理想主义充斥了青年人头脑的时代，读到这样的剧作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件事啊！它令人精神为之一震。该剧所折射出的不堪一提的过去，恰恰与希特勒改变的一切相吻合，这恰恰也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的内容。
在我拜读了《强盗》不久以后，我写了一篇《席勒颂》。1年以后，我再读完了《纺织工》后，写了一篇《哥哈特·哈普曼颂》，献给哥哈特·哈普曼这位高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纺织工》戏剧化的表现也很能振奋人心，它讲述了一次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遭到了军事镇压，反映出了下层劳动者的穷困和不幸。
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为青年团写了3首歌，第一首是《前进！前进！》，第二首是《团结在旗帜下》，第三首是《旗帜率领我们前进》，第三首歌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团歌。冯·席腊赫负责填词，由同一时代的音乐家鲍格曼（Borgmann）和布鲁曼萨特（Blumensaat）谱曲。我的校长认为我的诗写得不错，曾经瞒着我悄悄地寄了一些给他，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但是，我在巴伐利亚的青年团少年班营地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的确接到过巴尔杜·冯·席腊赫的一封信。在拆开信封的时候，我激动得手发抖。席腊赫在信中提到了他觉得我写得不错的4首诗，并且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他还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更多的诗歌，他所担负的职责不允许他把时间花在写作上。我当时甚至在想，我是否应该写信告诉父亲这件事。不过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怕父亲认为我在挑衅。因为父亲一直反对我写诗，他认为诗歌一文不值，但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可惜的是，当时我写的诗都没能保留下来，不过我现在回忆起了部分诗歌。我着迷于自然和人类的相互关系，我所写的诗歌大多以河流、海浪、云的倒影以及我对自然的感受为主题。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1）
德国入侵苏联后，帝国的运势从最高点迅速下滑，1943年更是跌到了谷底，盟军的力量开始盖过第三帝国的势头。1943年2月18日，约瑟夫·戈培尔通过广播电台宣读了他关于“全面战争”的声明。在一个由大批纳粹党拥护者组成的群众集会上，他问道：“你们想打全面战争吗？”集会的人群中有各界名人、纳粹党员和挂了彩的伤兵，“当然想！”这些人齐声回答道。那次演说时，我大约15岁了。在我看来，所有德国人都已准备好为元首牺牲生命，但是，在全面战争宣言发出不到1年后，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以至于鲍曼、希姆莱和戈培尔不得不联合呼吁“人民的献祭”。
1943年，从希特勒青年团抽调的志愿者组成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个新的军团。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继任人亚瑟·阿克斯曼最先产生了组建这个军团的想法。青年团少年班的一些小头目出生于1926年，比我大几岁，也在鼓动下加入了这个精英军团。这个被称为希特勒装甲训练师的军团组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部队。
这个军团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前共有15人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或者铁十字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该军团表现出了英勇，但是他们依然没能够抵挡住盟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盟军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空军力量上。诺曼底战役后，一批更为年轻的少年班志愿者也被征召加入了这个军团，这些志愿者大多出生于1927年。该军团接到的命令是夺回布达佩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后来被盟军赶回了奥地利。
我非常渴望加入这支希特勒青年团的精锐部队，但是我年纪太小。等到1928年出生的志愿者加入该军团的时候，我已经加入了山区别动队。我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而且擅长滑雪，这些成为了我加入山区别动队的资格证明。加入别动队还需要接受体格检查，我全身赤裸地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听了听我的肺音，然后就在检查报告上签上了“体检合格”的字样，我于是被录取了。我向母亲要来了父亲的地址，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要告诉父亲的是，我注定要成为战士，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元首而战斗。
我们的准军事化训练计划从1945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我在青年团少年班的资历让我成为了一所郊外训练营的辅导顾问，当时为了躲避空袭轰炸，大批城市少年被转移到这类郊外训练营藏身。KLV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负责组织这些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我辅导的那个营靠近沃德佳特·霍卡，我就是在那附近的尤勒斯托弗城堡长大的。我盼望能再次见到老校友鲁迪，自从我加入青年团少年班以来，我一直在猜想鲁迪的生活状态。
我再次来到尤勒斯托弗城堡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鲁迪已经有9年时间。我很快就要成为战士了。鲁迪现在过得好吗？我凭记忆找到了他从前住过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房子的前门挂着锁，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出来应门，周围看起来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我于是去敲了隔壁人家的房门。
“鲁迪？”开门的女子轻蔑地瞅着我，“你说的是那个跛子吧？他好多年前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
我接着问她是否知道那个机构的地址。她摇了摇头。我又再问她是否知道鲁迪父母的下落，“鲁迪的父亲在打苏联的时候死掉了。”
“那他母亲呢？”
“她难道不是红十字的护士吗？”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鲁迪？”
“我也不知道……没准他和他的宠物都进了天堂了。”
我彻底灰心了。
我骑着车来到了从前我们家住过的旧木屋。沿途的道路坑坑洼洼，当我接近那屋子的时候，听到一条狗咆哮的叫声。当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看门的狗总是激动地叫着，友好地欢迎来客。我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我还记得以前老师对鲁迪的评语，“可怜的家伙！”老师解释说，是上帝让鲁迪成为驼背人，“如果换成你们是他那幅样子，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鲁迪的下落，或许他真的和他的宠物们一起上了天堂。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的父亲成为了战地记者，从前线为电台发新闻报道。在我父亲当战地记者的2年中，我就听过一次他的报道，是关于意大利前线的新闻。新闻的标题叫《阿卡托山的十字架》，讲述了在意大利战役中牺牲的一个英雄的事迹。我父亲在新闻中介绍说，那次袭击的目标是父亲他们位于农舍中的军营总部，父亲和一名中尉正通过军事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枚炮弹击中了中尉，中尉当场毙命。军营的司令官命令大家坚守农舍，直到他们将牺牲的中尉埋葬在房后的空地。我父亲用农舍的棚架木头搭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插在了中尉的坟头，十字架上还顶着中尉的头盔。这个新闻报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父亲而自豪。
1944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人居然聚在一起庆祝，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我兴冲冲地从尤勒斯托弗回到了家。我们家过节的时候总是很喜庆，即使在战争的第5个年头，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居然想方设法地让节日变成了难忘的活动。我过完节就要随军开往巴伐利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的准军事训练营开始训练。我感到，这个节日具有特别的目的性和重要性。
当时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尔特，她已经9岁了，而我的两个弟弟乌尔夫和乌尔里希分别为6岁和5岁，母亲和我们家的胖女佣汉娜（Hanna）在照顾他们。我的两个姐姐安吉（14岁）和奥娣（11岁）从布雷斯劳东南部的小镇斯塔赫伦回来了，她们在那里的奥古斯塔高中上学，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们全部被疏散开了。我的两个姐姐都会吹长笛，她们经常练习。在圣诞夜前夕，当全家人唱起德国圣诞歌曲时，两个姐姐就在一旁伴奏。此外，在圣诞节假期里，姐姐们还和电台表演团一起去当地的军队医院慰问伤兵。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母亲在女佣的帮助下，不停地烤着各种食物：饼干、姜饼、杏仁蛋糕和葡萄干甜面包。我的父亲也从地中海战地回来了，带回了杏仁、桔子和柠檬。
圣诞节那天，我终于决定给父亲看巴尔杜·冯·席腊赫写给我鼓励我继续创作诗歌的那封信。现在父亲终于认可了我作为希特勒青年团小头目的成绩，我猜想，他应该不会再反对我写诗了，只要我不指望靠写诗过日子。我还打算让母亲也读读这封信，我想她会感到欣慰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应该让父亲先读到这封信。
父亲显然很吃惊。信的内容很简短，我觉得他可能读了两遍。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好留着这封信”，他并没有说别的。
不过，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带上了一顶桂冠，没有人能够把它从我头上拿走。
这次聚会是我们家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不久以后，我前往巴伐利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