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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帝从之，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十三年（甲戌、前167）
前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1＇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1＇春季，二月，甲寅（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供应祭祀的祭服；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
＇2＇初，秦时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2＇当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而起，福由德而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是显扬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
＇3＇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3＇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当处以肉刑，被逮捕拘压在长安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法律应判处肉刑。我感到悲痛伤心的是，死人不能复生，受刑者残肢不能再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得以改过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文帝很怜悯和同情缇萦的孝心，五月，下诏书说：“《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也无路可走了，朕很怜惜！肉刑的残酷，以至于切断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肉，使人终生无法生育，这是多么残酷和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此外，应规定犯罪的人各依据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的地方潜逃，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释放他。制定出有关的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答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原来应判处髡刑的，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改作钳为城旦、钳为城旦舂；原来应判处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崐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全都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文帝下达批准文书：“同意。”
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这一时期，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已的生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从宽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4＇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4＇六月，文帝下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还要缴纳租税，这样做，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