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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他们在密室里，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崐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上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围棋无所不精。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口子了。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士大夫太过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挑剔。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江南一带长期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所以大为恼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赫崐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16＇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16＇梁武帝真心崇尚文章礼乐，对刑法则疏远忽视。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的官吏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象市场出售的商品一样，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很多。大约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每年多达五千；判罚劳役的人各自运用技巧服役劳作，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如果有人病了，就暂时为他解开枷锁，这以后，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此得到优待，没有能力行贿的人就会加剧痛苦。当时，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遵守法规。武帝年纪已老，满足于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又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就一天不高兴，有人密谋反叛朝廷，事情被发觉后，他也哭泣悲伤一番并且原谅了这个人。由于这样，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有人在都城街道于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杀死，有人在夜晚时分公开抢劫，有罪在身的逃命之人，藏在王侯家中，有关官吏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深深知道这些弊端，由于沉溺于慈悲仁爱，也不能禁止这些现象。
＇17＇魏东阳王荣为瓜州刺史，与其婿邓彦偕行。荣卒，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杀康而夺其位；魏不能讨，因以彦为刺史，屡征不至，又南通吐谷浑。丞相泰以道远难于动众，欲以计取之，以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
＇17＇西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与他的女婿邓彦一同前往瓜州。元荣死后，瓜州最有威望的大姓人家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做刺史。邓彦于是杀掉了元康，篡夺了这个职位。西魏无力讨伐他，便任命邓彦为瓜州刺史。但多次征召他，他都不来，又与南面的吐谷浑勾结。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离瓜州路途遥远，很难兴师动众地讨伐他，便想用智谋征服邓彦。他派给事黄门侍郎申徽担任河西大使，密令申徽算计邓彦。
徽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遣人微劝彦归朝，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留计；彦信之，遂来至馆。徽先与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谋，执彦于坐，责而缚之；因宣诏慰谕吏民，且云“大军续至”城中无敢动者，遂送彦于长安。泰以徽为都官尚书。
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前往瓜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