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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3＇丁巳，上幸明德宫。
＇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5＇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