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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有各有关部门存在，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时侍卫人员只好互传食物充饥，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被后人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事理啊！一般说来，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将要以这种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9＇三月，丙寅，以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9＇三月，丙寅（初二），宪宗任命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10＇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刘辟将邢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官爵。
＇10＇高崇文领兵由阆州奔赴梓州，刘辟的将领邢领兵逃走，高崇文进入梓州，屯扎下来。刘辟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责，将李康交还给高崇文，高崇文因李康打了败仗，失去梓州，便将他斩杀了。丙子（十二日），严砺奏称攻克梓州。丁丑（十三日），宪宗颁布制书革除刘辟的官职爵位。
＇11＇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
＇11＇当初，韩全义人京朝见，德宗皇帝任命他的外甥杨惠琳代理夏绥留后事务。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兵征讨吴少诚全无建树，态度傲慢，有失恭顺，便索性让他退休，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率领兵马阻止李演上任，上表奏称：“将士们逼迫我出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奏请讨伐杨惠琳，宪宗颁诏命令河东、天德军合兵进击杨惠琳，严绶派遣牙将阿跌光进与他的弟弟阿跌光颜带领兵马前去进击杨惠琳。阿跌光进本来是河曲步落稽人，他们兄弟二人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著称。辛巳（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杀杨惠琳，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
＇12＇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12＇东川节度使韦丹来到汉中后，上表声称：“高崇文率领外来的军队长途征战，没有任何凭依，如果将梓州归属于他，借以维系部下的心愿，肯定能够使他获得成功。”夏季，四月，丁酉（初四），宪宗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
＇13＇潘孟阳所至，专事游晏，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13＇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以游观娱乐为务，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接受了大量的贿赂。宪宗闻知此事后，甲辰（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免除了他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14＇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14＇丙午（十三日），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的士子举行制举考试。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人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都崭露头角，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15＇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15＇杜佑请求解除自己管理资财赋税方面的职务，还推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宪宗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物赋税管理职务的人们都赶不上他。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赋税的收入，便像刘晏时那样多了，第二年又超过了刘晏，再过一年，又较刘晏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16＇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保义军节度使。
＇16＇戊申（十五日），宪宗加封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为保义军节度使。
＇17＇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17＇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县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魏徵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 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有在诏诰命令不尽合宜时，献上一本皂封缄的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回转圣上的盛意，何况诏诰命令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章奏收回圣上的诏书，实在也是够困难的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但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 ，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阼，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稹又以贞元中王、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