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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壬戍、242）
三年（壬戌，公元242年）
＇1＇春，正月，汉姜维率偏军自汉中还住涪。
＇1＇春季，正月，蜀国姜维率领偏师从汉中回到涪县驻防。
＇2＇吴主立其子和为太子，大赦。
＇2＇吴王立儿子孙和为太子，大赦天下。
＇3＇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卒。秋，七月，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3＇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去世。秋季，七月，乙酉（十九日），任命领军将军蒋济担任太尉。
＇4＇吴主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将兵三万击儋耳，珠崖。
＇4＇吴王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军三万人攻打儋耳、珠崖。
＇5＇八月，吴主封子霸为鲁王。霸，和母弟也，宠爱崇特，与和无殊。尚书仆射是仪领鲁王傅，上疏谏曰：“臣窃以为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蕃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且二宫宜有降杀，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吴主不听。
＇5＇八月，吴王封儿子孙霸为鲁王。孙霸是孙和的胞弟，受到特别的宠爱，与孙和没有差别。尚书仆射是仪兼任鲁王傅，上书规劝说：“我私下认为鲁王天资卓越，又有美德，文武双全，当今之计应让他镇守四方，作为辅助朝廷的屏藩，宣扬美德，广布威望，才是国家的良策，举国上下的希望。而且太子和亲王之间，应该有所差别，用以端正上下秩序，显明教化的根本。”上书三四次，吴王都不理睬。
四年（癸亥、243）
四年（癸亥，公元243年）
＇1＇春，正月，帝加元服。
＇1＇春季，正月，魏帝行加冠礼。
＇2＇吴诸葛恪袭六安，掩其人民而去。
＇2＇吴国诸葛恪率军袭击六安，劫掠当地百姓而归。
＇3＇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大赦。后，文昭皇后兄俨之孙也。
＇3＇夏季，四月，魏立皇后甄氏，大赦天下。甄皇后是文昭皇后兄长甄俨的孙女。
＇4＇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4＇五月，朔（初一），出现日食，为日全食。
＇5＇冬，十月，汉蒋琬自汉中还住涪，疾益甚，以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汉中。
＇5＇冬季，十月，蜀国蒋琬从汉中返回涪县居住，病情更加严重，任命汉中太守王平担任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领汉中。
＇6＇十一月，汉主以尚书令费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6＇十一月，汉后主任命尚书令费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
＇7＇吴丞相顾雍卒。
＇7＇吴丞相顾雍去世。
＇8＇吴诸葛恪远遣谍人观相径要，欲图寿春。太傅懿将兵入舒，欲以攻恪，吴主徙恪屯于柴桑。
＇8＇吴诸葛恪派遣暗探，观察山川地要，准备攻打寿春。太傅司马懿率军进入舒县，打算由此进攻诸葛恪。吴王调移诸葛恪在柴桑驻屯。
＇9＇步骘、朱然各上疏于吴主曰：“自蜀还者，咸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吴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如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9＇步骘、朱然分别上书给吴王说：“从蜀地归来的人，都说蜀国打算背弃盟约，正在大量制作船舰，修缮城池。还有，蒋琬驻守汉中，听说司马懿南下，不但不出兵，乘虚进行夹击，反而放弃汉中，回到成都附近。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无可置疑，应多加戒备。”吴王回答说：“我对待蜀国不薄，聘问宴享，结盟明誓，没有辜负他们的地方，怎么能变成这样？司马懿大军前来进入舒县，十日便撤退了。蜀在万里之外，怎么会知道司马懿用兵是快是慢而就贸然出兵呢？从前，魏打算进入汉川，这中间我们也是严阵以待，没有举师动众，随后听到魏已回军才算结束，怎么可以再以此怀疑蜀汉呢？传言实在不可信，我愿以家族破败而为诸位担保。”
＇10＇征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10＇征东将军及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书说：“地势的险阻固定不变，防守的形势却变化无常。如今驻屯的宛县，距离襄阳三百余里，遇有紧急情况，来不及赴援。”于是移驻在新野县。
＇11＇宗室曹上书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敝也劫夺。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故能保其社稷，历纪长久。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臣窃惟此，寝不安席，谨撰合所闻，论其成败曰：昔夏、商、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也。秦观周之敝，以为小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藩卫；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合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何则？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者，徙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故贾谊以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从。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遂有七国之患。盖兆发高帝，衅钟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后，遂以陵夷，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宗室诸侯，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徙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绍汉嗣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至于桓、灵，阉宦用事，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奸宄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薮。
＇11＇皇族曹上书说：“古代帝王，必定任用同姓皇族，以表明亲近亲族，也必定任用异性大臣，以表明尊重贤能。只采用亲近亲族的办法治国，随着它的浸蚀，皇权就会渐渐衰弱；只采用尊重贤能的办法治国，随着它的把持，皇权就会被夺取。先圣了解这种必然趋势，所以对于皇族和非皇族广泛求取，同时并用，因而能够保有社稷，历时长久。如今魏尊重贤能的法律虽已严明，亲近亲族的办法还不完备，或者任而不重用，或者放置不任用。我私下思虑这些，睡觉都不能安宁，谨对所听到的加以陈述，议论它的成败得失。古代夏、商、周历经数十世代，而秦只传到二世即归灭亡，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王与各封国共同管理万民，所以出现危险而没人相救。秦王朝看到周王朝的衰败，认为是弱小的封国终会被吞夺，于是废除五等爵，建立郡县制，朝廷内没有皇族子弟辅佐，朝廷外没有诸侯屏卫，好象一个人割掉四肢独由胸腹支撑，旁观者为之寒心，可秦始皇还安然自得，认为是为子孙创立了帝王的万世之业，岂不荒谬！所以汉高祖奋起三尺之剑，以乌合之众起兵，五年之中，成就了帝王之业。这是为什么？因为拔除盘根错节难以成功，摧枯拉朽容易得力，这是事理之必然。汉朝看到秦朝的失误，于是大封皇族子弟。等到诸吕擅权，危害刘氏皇族，而天下却没有发生动摇，其原因仅仅在于诸侯力量强大，有如粘在一起的磐石一样稳固。然而汉高祖分封诸侯建立藩国，封地面积超过古代规定，所以贾谊认为要想天下得到治理安定，不如广建诸侯国而减少诸侯势力，汉文帝没有采纳。到了汉景帝，由于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封国领土，于是爆发了七国之乱。征兆出现在汉高帝时，祸患聚集于文帝、景帝之时，是由于开始宽厚得超过规定，而后来削减时又太急切的缘故。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巴与身子同属一体，有时也不顺从，便何况不是属于一体的尾巴，岂能摆得动？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计策，颁布让诸侯自己可以分封子弟的推恩令，自此以后，封国力量由此衰败，子孙微弱，除了收取租税维持衣食生活外，不能参予国政。到了哀帝、平帝时，王莽掌权，借着周公之事，重演田常之乱，封国诸侯中，有的甚至制造天赐祥瑞，歌颂王莽恩德，岂不令人悲哀？由此说来，并不是皇族子弟偏偏在惠帝、文帝之际忠孝双全，而在哀帝、平帝之际就变成叛逆，是权力轻微，势力薄弱，不能平定祸乱而已。幸赖光武皇帝发扬不世的英姿，在王莽做了皇帝后仍能将他擒获，使汉代皇族子嗣在将要灭绝之时得以延续，岂不是皇族子弟的力量！可是以后，又不能借鉴秦王朝的教训，不知道承袭周王朝的旧制，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执政，君王孤立于上，大臣弄权于下，于是天下大乱，奸人并争，宗庙被烧成灰烬，宫室变成荒草树丛。
太祖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