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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29日，国立西北医学院向教育部报告：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该校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该校损失惨重。《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4。
1943年9月11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报告该校搬迁、被炸等各项损失为：“查本校原设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校舍及各种设备均沦入敌手，约值过去之银币1070余万元。嗣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校，经过5年于之惨淡经营，粗具规模，26年七七事变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设备约值银币82万元，亦均陷入敌手，27年春以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校舍密迩机场，无法继续上课，乃迁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虽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损失，而迁费约值银币7万元。在三台遭受敌机轰炸及历年防空设备之损失约合银币5万元。是本校在抗战前后共计损失，约合银币1214万余元。”
1943年9月，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连向高等教育司报告该学院变迁及损失，该院系于1938年秋奉令合并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于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该院校等直接所受损失亦即本院间接之损失，迨至本院成立后数年来锐意经营而设备仍欠充实。缘抗战中所遭损失有以致之兹经查明，图书仪器损失现值亦即系本院于抗战后期待复原所需用，计中英文图书约值332000元，各工程学系仪器约320万，总计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学院根据行政院政务处函“以联合国订立战后救济及复兴协定，美国政府将于今秋召集会议讨论一切，饬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战后复原费用分列清单具报，以便汇转提案等由”，对抗战以来学院损失进行调查，附清单二纸，“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展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潮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尚存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之数，其余一部均属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运出焦作即被沦陷，尽为敌有，留有房屋家具亦均为敌所毁没。现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又以战时教育计划力量集中，奉令与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战后准予回焦作复校，将来图书仪器之装运及购置房屋家具之修理及建设需款甚巨，估计战后复原需要之费用约计美金179万元”。
（3）西南地区高校损失
西南联合大学的损失：
日军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的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以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为对象，俯冲投弹，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坏。此次轰炸中，清华大学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2枚落弹，屋顶遭到严重损坏。办事处后院中用于存储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所致损失比上次更为严重。“本校于本月14日被敌机轰炸，校舍被毁，业于当日以急电呈报在案。兹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余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处出纳2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统计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不过220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小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次此被炸，倒毁房屋48间，上述两处被震毁者共约190余间，倘照原样修复，所费必更不赀，但即简单修葺，俾可勉强应用亦需20余万元”。《西南联大电呈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学校教室只好作为宿舍。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1941年8月30日报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时敌机狂炸宜宾，本院门诊部后座中一弹，库房膳食厨房炸塌，办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坏，并震破窗户多处，经于十二三日停诊两天加以整理。”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门诊部被炸，计六类别物品损失共335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袭中，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的损失，计屋瓦墙壁灰顶竹篱课桌方凳各项估计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1943年12月22日报告，该校财产间接损失，自1938年至1942年，计191920365元。又原复计划必需费用，依照现值最低估计，需215万元。
相比有形的损失，“疲劳轰炸”对市民和师生的精神摧残更难以文字表述。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闻之如惊弓之鸟，是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人们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乱，饮食无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难时，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2小时，最长达9小时，洞内人多空间狭小，空气浑浊，潮湿难耐。时间一长，再有耐心的人都会烦躁不安。空袭对中国民众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次惨案中，共死992人（儿童151人），伤八千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轰炸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恶化了师生的生活状况。跑警报也给人们的身心以很大的伤害。警报有3种，跑警报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警报声声，人心惶惶。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应当指出是，在国土沦丧，敌机狂轰滥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迁至大后方，坚持办学，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3节 沦陷区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日本在占领区，以武力为后盾，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摧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页。日本在海外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国”长远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的侵略。其危害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殖民奴化教育体制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对中国原有教育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实施奴化教育。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设教育司，后改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任文教部长官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在日人次长手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将殖民奴化教育推行到关内。首先，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37年12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老牌亲日汉奸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1940年11月，汤病死后，周作人、苏体仁、苏刚、王克敏等先后充任此职。1938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教育部长先后为陈则民、顾澄、赵正平。1940年3月，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教育部由赵正平、樊仲云、戴英夫、李圣五等出掌部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大力模仿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教育行政机构初步建立。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为科学合理，崇尚科学文化知识渐成风气。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尽入敌手。占领区内一切原有教育行政机关被彻底出线。各级各类学校或为日军焚毁，或为日军占用。日本占领当局在沦陷区摧毁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同时，大力破坏中国教育体制，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统治我国东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观点。德富正敬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中狂妄的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伪满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在文化上的意义》一书中更为露骨地说：“新满洲国的文化的真髓，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换句话说，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1实行“新学制”，全面降低文化水准。
日伪于1937年在东北开始实行“新学制”，并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