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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册运藏桐城罗家岭，普通图书四万多册运六安，拨给第一临时中学使用。1938年6月，临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图书散毁殆尽。1940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在立煌恢复，搜集皖北各地残余图书，又从桐城罗家岭藏书中选运一批善本及版本较好的图书，馆藏已达四万多册。1943年元旦，日军入侵立煌，全部藏书毁于日军之火。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5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4）
4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并占领广州。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毁于战火的书籍，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
广州仲元图书馆藏书新旧藏书四万余册，损失不少。景堂图书馆1934年藏书达42143册，抗战爆发，该馆古籍迁运香港。香港沦陷，经费中断，于1943年停馆，图书星散。惠阳丰湖图书馆，有藏书三万余册。抗战时该馆被炸，惠州沦陷，藏书损失惨重。
抗战开始，广州中山图书馆预先将善本及重要资料四万余册，疏散市郊龙归镇，后又运至广西象县。未运走的一般书刊近10万册被日军囊括而去。馆舍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战后，追回被日军劫运香港图书840册。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是国内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1938年有藏书35万余册，其中有善本82639册，另碑帖三万余幅。战时图书在搬迁中被劫，损失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7—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2693册，有期刊4050种，报纸182种，广州沦陷后迁香港、曲江、梅县。战后，图书损失约3/10，香港沦陷后，该校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在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也失去6箱。
私立广州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图书40054册，战时只运出部分，其余被敌伪掠夺，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图书，在曲江沦陷时也散失殆尽。广东省立图书馆运船被炸沉，损失15639册。
1938年7月1日，汕头遭敌机轰炸，市立图书馆损失40000余册。
1938年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被炸，损失书刊四万多册。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37年有藏书20多万册，1944年日军侵入桂林，该馆仅保存了重要的图书70000余册，其余20万册书刊均遭损失，馆舍全部被焚毁。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289页。
香港的图书损失。日军侵华之时，人们认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25708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希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594箱。《关于兴安轮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缺少情形函请查照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7。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图书四万八千余册一并被毁，其中有珍善本21000余册。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被炸起火，馆藏5万余册书刊和三十多种版本全部被毁。
在华中的武汉，国立武汉大学42080册图书杂志于1940年3月4日遭日军掠夺；武汉大学图书西运宜昌时，木船被炸，141箱图书沉入江底，在巴县三峡触礁，又损失20000余册；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战前图书十余万册，西迁时仅携出万余册，留武昌者悉为敌伪攫取；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校西迁时留在汉口的22000多册图书全部散失；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战前图书四万五千余册，战时只运走十之一二，余者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时图书遭敌军洗劫，无一幸存，另有文物3600余件被劫，损失达三十多万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因敌机轰炸，书刊被焚30000余册。
5西南地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内迁，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由于日军旷日持久的战略轰炸，许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坏。
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224箱珍贵善本图书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击中烧毁，只抢得残卷一千余册。黄建国主编：《中国古代民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8页。
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图书大半毁损。1941年8月的两次轰炸，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损失不少书刊。此外，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等已内迁的高校都遭到日机轰炸。
由于日军狂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此外，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损失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版片被焚85块。
1938年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损失书刊15000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页。
6图书西迁中的损失
战时中国图书西迁转移中，因种种困难，途中损失不少。1937年，山东大学图书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因途中火车被炸，损失古籍善本10000册以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1938年春，厦门大学图书迁移中，在汀江被洪水冲走53箱；浙江英士大学6次搬迁，250箱图书损失近100箱。1939年2月4日，武汉大学图书馆用木船第二批运抵万县的图书被炸，损失50多箱；广东省立图书馆1944年疏散粤桂边境时，运书船被击沉，损失书刊15639册；1939年河南大学图书馆迁信阳、嵩山等地途中，损失图书60多箱；1944年春，南宁图书馆西迁百色山区，途中几十个书箱掉下悬崖，损失书刊20000余册；1944年5月，广西大学图书西迁榕江，遭山洪冲击，损失20000余册；唐山工学院图书馆迁徙途中，大批图书散失。东北大学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前藏书十余万册，南迁北平途中丢失二百多箱，到北平时只剩六万多册，再迁陕西时运出近3万册，到陕西时只有两万册，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战时估计，高等院校图书西迁共运出图书1107478册，未迁出的仍有1923380册。农伟雄、关健文：《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7图书馆损失概况
中国的图书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日本侵略者从“一二八淞沪事变”起，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这次事变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1／7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林尔蔚：《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1936年度到1946年度中国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1936—193718481942—194311351937—193811231943—19449401938—193911781944—19457061939—194010021945—19467041940—19418721946—19478311941—19421066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图书馆事业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全国图书馆数量也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战争结束时的704所，减少了62％。据台湾皮哲燕教授统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抗战到1937年，损失图书约280余万册，可见损失之惨重。陈剑光、周文芳：《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另有统计，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北平61所。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