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语言，从开头飘过银幕画面的黄色雨伞到被撞人的黄色雨衣；从引人注目的黄色电话到公寓楼外黄色的垃圾筒；从小女孩琪琪的黄色上衣、黄色书包到黄色的寻找目击者的告示牌，似乎都在诉说。而何利英或李国强所到之处，更是处处都有黄色标记：在他们的家里，墙上挂着一把醒目的黄伞；在何利英的办公室里，花瓶中插着耀眼的黄色花；他们回家，院子门柱上的顶灯都是黄色的；他们出行，公共汽车上的广告也是明黄的底色；甚至医院里供病人就诊或休息的椅子的鲜艳黄色也非常刺目……这是一种记忆与提示的颜色，也是等待通行的颜色，同时还是一种警告的颜色。 影片的弱点在它的光明尾巴。以至于有人认为影片表现的是“物质充盈年代的乡愁”96。更有人批评影片“道德冲突的设置和女主人公精神解脱的出路，最终还是落到了今昔对比、历史拯救今天的老套中去，回避了直面当今社会中道德优劣和严酷冲突的解决办法，借助温馨的‘抒情心理片’的纱罩，求助于理想高扬的60…70年代，对跨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而尖锐的精神矛盾给予了一个虚幻的解决”；如是“道德伦理片批判锋芒的钝化与软化，是近几年来电影创作中一个普遍的问题”。 若说《说出你的秘密》还只是心灵中的阴霾，《谁说我不在乎》所讲述的则是一场真正的心灵风暴：妈妈到了更年期，每天都有不测风云。因要拿结婚证去领取“模范夫妻”的奖品，但却一时找不到结婚证，这本来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同事说没有结婚证就是非法同居，就不受法律保护且说散就散，也不过是一个谁都分辨得出的典型玩笑，然而在到了更年期的下岗女工程师谢雨婷心中却酿成了一场足以让山崩地裂的狂风暴雨，自己和家人从此不得安宁。 有些女性到了更年期会心气浮躁，性格变异，常常小题大做而使鸡飞狗跳，这只是影片叙事的起点。影片的叙事目标，则是要讲述当代人心理变异、信念崩塌、身份失落和自我困惑。多年以前，黄建新就有这样的观察和思考：“在中国，人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性的人，个体的人还没有真正出现，还没有独立人格的出现……”98谢雨婷的故事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展开。她首先是社会的人，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她的工作岗位之外，家庭是她的精神堡垒。而今工作证失效，又找不到家庭身份的合法依据即结婚证明，而她在工作和家庭之外从未真正构筑自己的个人生活与精神空间，难怪她如同面临世界末日，心理变态而行为疯狂，由此引起严重的多米诺效应。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心灵气象（2）
值得注意的是，谢雨婷的丈夫顾明是一个精神病大夫，面对妻子的心理变异，却始终无能为力。他的劝说和忍耐，非但无法挠到痒处，反而会火上浇油；他们温馨的初恋回忆，竟也变成了幽默动画般含有讽刺的意味；他们一起去寻找婚姻存在的最初依据，得到的却是空洞和茫然。相反，被顾明治疗康复的病人，竟又被谢雨婷的一番妙论引发病症。我们看到，顾明在精神病院中是那样自在和安闲，而回到家竟如走入战场或地狱，搞得精神病院像家，而家像精神病院，如此荒诞情境，有着十分丰富的象征意味。影片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找不到自己精神存在的边界，更找不到这一边界存在的证明。顾明一旦失去工作支柱，恐也不易找到自己——作为个人——存在的依据和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是从他们的女儿小文的视角进行叙述，如此使得这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但也变得更加荒诞且残酷。毕竟，少女小文不懂得父母所经历的地狱般的心灵熬炼，而把成人的身份失落和自我困惑当成了一种有趣的游戏。表现之一，是找人花钱制作了一份假结婚证想蒙蔽母亲——造假者可以制作任何证件——这反而让谢雨婷更加气急败坏也更加茫然困惑；表现之二，是最初听母亲说要离婚的时候，说她不在乎；而当父母当真要离的时候却又“谁说我不在乎”，进而用离家出走的方式迫使父母重归于好。自然，她或许能够挽救父母的婚姻，但却无法挽回父母之间已经失去的爱情；她可以重新获得父母的身份，但却无法帮助母亲或父亲拯救他们失落的自我。
与黄建新以前的影片相比，《谁说我不在乎》显得更加“后现代”：卡通与真人同在，幽默与荒诞并行，碎片与拼贴一体，假定与纪实参杂，深度与平面难分，而精神病人与常人并无固定的边界。如此让这部影片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如果说有什么不满，那就是黄建新没有“把黑色幽默进行到底”99，故事的最后不免落入光明尾巴的老套，如此为当代人的心灵焦虑轻松地开出一张传统验方，实际上如同空头支票，对寻找自我存在真相的指向形成了人为的干扰。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心灵气象（2）（图）
黄建新：《求求你，表扬我》
黄建新2005年的新片，根据北北小说《表扬》改编的《求求你，表扬我》，可以说是一幅带有荒诞喜剧色彩的当代人心灵/精神气象图。 影片中的《明日晚报》这个名称，显然是对影片荒诞性的重要提示。这部影片当然不是通常的生活纪实，而是充满荒诞游戏与象征。农民打工仔杨红旗到报社请求表扬，记者古国歌不以为然，杨红旗竟纠缠不休。但杨红旗所说的救人事实，却被事主大学生欧阳花断然否认，继续调查的结果也都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直到警察插手、惯犯被抓才证实杨红旗的故事并非子虚乌有，但等到报道公开发表，杨红旗因父亲已经去世而对此毫无兴趣。 当然，故事不过是电影的表象。影片的真正内容，应该是当代人精神气象图。如果我们把影片中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作为时代精神的具体坐标，就不难看出当代人的整体精神气象。 首先看杨红旗。他在影片开头就陈述了对幸福的理解，不过是饥有食、寒有衣、拉有现成的茅坑，即不在乎生存层次以上的精神幸福。他请求表扬，完全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病重的父亲。如果说杨红旗也有一种精神内核，那就是传统的孝道，为了对父亲尽孝，他总是尽心竭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会做些好事，尽一个人的本分，只不过他的自我表述，明显夸大其词。 再看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此人临终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子也能得到表扬，实际上是期望儿子继承他的荣誉人生价值观。与儿子相反，这个老人有着坚定地信仰和明确的精神追求，贴满墙壁的奖状，就是他一生价值的最好证明。他不仅视荣誉为生命，甚至将荣誉置于生命之上，证据就是他患病而不愿让集体为他花钱诊治，不愿败坏他一生的崇高美誉。杨胜利精神指向的极端，其实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否定。 再看女大学生欧阳花。她的精神风貌有点恍惚，但却也不难辨认，那就是过自己简单的幸福生活，包括一个相爱的男友，和一份可意的工作——证据是失去这些的时候她就觉得期望的幸福已经不再存在，从而大骂记者古国歌是“第二个凶手”。这也表明，她不敢、更不愿面对曾经的挫折和伤害，宁肯相信那不存在，虽然不是故意说谎，但显然不想证实杨红旗所说的事实。她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幸福置于一切之上，觉得这样乃是天经地义。 最后看记者古国歌。他是影片故事的叙事者，也是当代精神的观察者，原本以为自己有一个完整且牢靠的精神世界，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真相与谎言，即能够为社会、也为自己提供精神粮食、支柱和度量衡。经历这一番追寻之后才发现，自己竟也失去了应有的精神空间，甚至分辨不清室外到底是下雨还是天晴。于是辞工北上，想要追寻自己的精神支柱，结果却“见证”了杨胜利神奇的起死回生100。面对如此精神力量的奇迹，古国歌并无欢欣，只有震惊疑惑，甚至恐惧。难怪黄建新说：“这是一个讲信仰的电影，在现在这样一个精神空虚的年代里，丢失的东西是很让人恐惧的。”101 对影片《求求你，表扬我》需要重新编码解读。从杨胜利到欧阳花，即从集体主义的精神往昔到个人主义的现实今天，形成一条历史性的纵向坐标轴线；而从杨红旗到古国歌，即从物质生存的满足到精神存在的惶惑，组成另一条精神性的横向坐标轴线；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一幅荒芜怪诞得令人震惊的当代精神气象图。警察女友如猎犬一般习惯性地不断探寻犯罪踪迹，年轻记者则如发情的公狗四处寻找漂亮的女孩及谈情说爱的机会；报社总编在人后阅读的是弘一法师出家故事，而在人前则拿着标准化的“一本正经”＇《四书五经》＇！派出所所长为了维护工作荣誉不惜将杨红旗见证的案件轻轻抹杀，小店主更是对物质/买卖之外的一切漠不关心……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廿年小结（图）
黄建新获奖时图片
如前所述，黄建新20年来的电影作品堪称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他的影片大多由小说改编而成，但他不仅把它们变成了真正的电影，而且还将这些小说变成了黄建新本人的言说，正如高尔纯先生所说，黄建新每拍一部电影都是因为他自己有话要说102。 20年来，黄建新针对中国社会现实，针对中国城市生活，针对中国的现代化人文环境建设，尤其是针对现代化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有诸多生动的演说。前文中将这些言说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不难发现黄建新电影言说明显经历了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从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人生——心灵这样的思索轨迹。与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同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