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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不久前到第5集团军的情况。由于寻找司令部，我们拐到了乡间土路。夜间突然袭来的七月暴雨使田间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我们擦着军队的纵队驶过。战士们吃力地从粘泥中拔着腿，集中全力拉推火炮、马车、汽车。看来，只要叫他们停下来，他们就会倒在地上，再也不起来了：他们已经疲乏到什么程度了呀！很多人负了伤。伤员的绷带很引人注目——有全白和洗干净了的，也有被灰尘和汗水染成灰色的，还有由于血污而变成褐色的。
当我们赶过纵队接近纵队先头时，缓慢的行进节奏突然被破坏了。原来是一匹拉弹药的马累死了，战士们想把它从路上拖走。但是大家是那样的疲乏，以至连通常在那种情况下会出现的忙乱和喧嚷都未曾出现。战士们围住无马的马车，拉着它在难行的泥淖里走着。我乘纵队滞留之际，驶到一个瘦小中尉面前，他正用勉强能听得见的累哑的声音发着指示。
我便问他是哪一个部队的，上哪儿。
他慢慢扭过头来。充满稚气的脸显得严厉而阴沉。
“您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们部队感兴趣？”他用发红的眼睛怀疑地扫了我一下。
我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要求出示证件。当他相信我确实是我说出的那个身份后，便报告，这是步兵第193师的一个团，正在变更部署，去占领便于实施新的反冲击的地区（天晓得这是第几次新的反冲击了）。
当我们在交谈时，战士们听说我是基辅来的，便围住了我。我从副官那里拿了一盒“卡兹别克”牌香烟分给战士们。烟盒很快就空了。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脖子上缠着绷带的黑头发大士①，惬意地深吸了一口。
“真棒！虽说不是莫尔尚斯克②烟草，但总算是烟。我们
①大士是苏联军士的军衔，高于上士。旧译作“准尉”。如系职务，则应译为“司务长”。——译者注。
②坦波夫州的一个城市，盛产马合烟。——译者注。
好久没抽的了。四五天来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法西斯凶狠得象一群恶魔，简直是硬向前闯。我们在这儿把他们打跑了，他们在那儿又攻上来了。最近三昼夜我们差不多没合过眼。在冲击间隙蜷着身子打个盹儿，可一会儿又起来了。”
我问起他受的伤。
“一颗子弹擦伤了脖子。我们的助理军医——当时他还活着——仔细看了伤口，往里倒了些碘酒，说我能活。有一点不好：我不能往四处看了。只能向前看。这样我在进攻时，倒可以头也不回地冲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大家很快活。战士们把我们围得更紧了。看得出，这位老练的大士颇受大家尊敬。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卫生营。大士没有马上回答。他想再深吸一口，但那支烟只剩下了烟头。他把它扔到泥淖里，习惯地用脚踩了一下。
“听我说，上校同志，有时很难受，真想扔下一切进救护所。可是一想起法西斯已快打到基辅，他们肮脏的爪子正伸向我入伍前工作过的兵工厂，他们的皮靴可能踏上克列夏季克大街，您相信吗，伤口就不疼了，劳累也忘了。难道就我一个人是那样吗！您瞧，”大士不扭头，用手指着四周，“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受伤，但是谁也没想去后方。昨天我们师长讲得很清楚：基辅只剩下妇女、儿童了，而城市前面又没多少军队。结果，就一心指望我们了。我们将竭尽全力守住。”
站在旁边的一个很年轻的战士忽然开了腔（他由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而有些腼腆）：
“在最近几次战斗中我们发现少了许多同志。一星期前我们营有五百多人。现在少了一半。活着的指挥员只剩下没几个了。瞧，”战士用手指着我已认识的瘦小中尉——他正在不远处指挥拖出陷在泥里的火炮，“他在战斗前是排长，现在已经当上营长了。”
……在这复日的早晨，当我吃力地超越纵队去基辅时，我又想起了在前线看到的那个情景。我苦恼地发现，各部队的炮兵不怎么多，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用燃烧瓶去对付坦克。一个人要具有多么勇敢的精神，对祖国有多么真挚的爱，才能手拿燃烧瓶迎着这些钢铁恶魔扑上去呀？！只有在革命烈火中，在同革命的敌人进行决死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事业中，才能产生这种奇迹般的精神，如今，法西斯军事机器的全部威力都无法摧折这种精神。
当然，就象炼钢会出炉渣一样，在陶冶人的性格时也要付出代价。我们不仅有象我上面提到的那个老练的大士那样具有奇异气质的人。我们也有渣滓。这些渣滓在烈火的考验中不断暴露出来。可是战争的暴风会把这些废物刮得无影无踪。
我们驶进了基辅市。虽说是清晨，又常常遭到航空兵的袭击，街上却有很多人。所有十字路口都筑起了街垒和防坦克障碍物。男人、妇女和少年在劳动。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街垒旁。一个外表威严的老头在这里指点着，他长着卷曲的、颜色象肥皂沫似的头发，被烟熏黄和搭拉着的唇髭。我们互相认识了。原来他是列宁铸造厂的工人干部。老人高兴地说，他在基辅街头构筑过许多街垒。这还是彼得留拉时期和盖特曼时期①的事。由于他有经验，所以现在他受委托领导作业，另外还有一个年纪很轻但熟悉业务的初级工兵军官做助手。
①前者指1918—1920年间以彼得留拉为首的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反苏维埃政权活动时期；后者指1918年4—12月由德国武装干涉者扶植的乌克兰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时期。——译者注。
这个老工人不时抚摸着长满硬胡须的脸颊，说现在有经验的工人几个昼夜不离车间，连饭都在机床旁边吃。大家都为前线干一切能干的事。列宁锻造厂的工人已学会修理机枪、火炮和其他武器。而少年、妇女、领养老金的老头——一切从工厂调出后不会造成特别影响的人，都来构筑防御工事了。
在附近干活的老头、妇女围住了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大家对前线的情况都很关心。我只得告诉他们，敌人很近了。我军由于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现在正在科罗斯坚附近厮杀，向敌人翼侧和后方实施反冲击。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要把希特勒分子从别尔季切夫赶出去。处境很困难。但是基辅筑垒地域守备部队能把敌人坦克阻挡在距城市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老工人听完我的介绍后说：
“假如法西斯分子打来，我们全都会走进街垒。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不让敌人践踏我们故乡基辅的马路。”
我们同构筑街垒的人们亲切告别后，到了城防司令部。司令部成员——基辅州党委书记M·E·米申、市党委书记T·B·沙姆里洛和C·O·莫斯卡列茨、州执委主席T·F·科斯秋克和市执委主席A·Q·舍夫佐夫，正同一些民兵队长和自卫队长谈话。
在这里，可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笼罩全城的热烈气氛。司令部的走廊站满了人。工人、职员、家庭主妇、学生都要求派他们去保卫基辅。
乌克兰首都数十万劳动人民奋起支援军队。各区党委和区兵役委员会难以及时审阅源源而来的申请书。人们坚决请求发给他们武器，派他们上阵。
那些由于年迈而被拒绝参加红军的共产党员抱怨不已。市党委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使基辅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能适当发挥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登满了苏维埃受国者们的呼吁书，他们渴望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如果需要，则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反对可恨的侵略者的斗争。
老布尔什维克E·彼得连科以自己的名义和他的儿子、基辅第二医学院三年级学生的名义给市报写信说：“我们把手拿武器奋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战斗到彻底消灭法西斯恶棍，看成自己的公民职责。我们请求让我们自愿加入红军。”
工人C·T·斯特雷勒茨基在自己的申请书上写道：
“……虽然我已超过应征年龄，我仍要请求让我加入英勇的红军，打击法西斯分子。”
共青团员B·格赖姆列尔央求区兵役委员道：“……假如不能派我到最前线，哪怕派到离前线近一点的地方也行。”
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老工人伊万·格拉西莫维奇·萨尔别耶夫表示：“在这种时候我不能坐在家里！”
许多人仿佛怕遭到拒绝，在申请书中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是应征者。”
郊区农民也表达了同样的爱国主义热情。例如，离基辅不远的茹利亚内村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从小伙子到老头，都到村苏维埃要求立即派他们上前线。上了年纪的农民T·E·鲁德尼茨基领来了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说：“我为我儿子参加反法西斯野兽的神圣战争祝福。我是个老头子，但是如果需要，我将捡起我的驾驶技术，送战士们去战斗。”
爱国主义热潮引起了青年们特别巨大的反响。仅仅一天就收到了三千多份要求上前线的申请书。基辅第一百一十八中学高年级学生宣布他们是应征者。普夏－沃季察别墅区的女学生尼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发来一份电报，她在电报里代表自己的女朋友们保证，她们将“象看护最亲爱的人那样看护受伤的战士。”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很善于引导乌克兰居民，首先是基辅人的群众性爱国主义热情。这就使人民抵抗运动具有坚定的目的性和巨大的力量。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看到敌人的破坏小组带来了很多灾难，所以在战争头几天就号召居民建立歼击营①，同破坏分子作斗争。基辅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立即响应了这一号召。
①又译“锄奸营”，是用来对付敌侦察破坏小组和空降兵的一种民兵组织，每营一、二百人，多者可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