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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打印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另外你也要准备起身了,再过三天第12集团军将开始举行首长司令部演习。我想到那里去一趟。你跟我一起走。我把你介绍给集团军司令员,你可以在演习过程中熟悉一下你将要去工作的司令部。”
3.在集团军司令部
第12集团军司令部配置在德罗戈贝奇以西森林里。集团军领率机关的指挥员们在一个大帐篷旁站好了队。森林里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口令:“立正!”只见一个军容整齐的将军迈着正步迎着朱可夫走来。他用宏亮的声音作了报告。这就是集团军司令员菲利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帕鲁西诺夫中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默默向他伸出了手,用不高的声音向指挥员们问了好。
“我给您带援军来了。”他对帕鲁西诺夫说,并指了指我。
“您的新作战处长。”
将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们默默地握了手。他比中等身材略高,身子站得笔直,自豪地仰着漂亮的、长着浓密黑发的头。他的整个外貌给人某种特别高雅的感觉。白白净净的脸,两道弯弯的黑色细眉,小凸骨鼻子,用刷子梳理过的小黑胡子……显得举止潇洒,而且过分讲究礼仪。
有人告诉过我,帕鲁西诺夫才智过人,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但他的不太高的军事理论素养也时常使他陷入窘境。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步兵师副师长的职务。1938年他开始得到迅速提升。现在已当上集团军司令员了。
朱可夫对演习的企图很感兴趣。大家走进挂满地图和要图的帐篷。朱可夫起初不插话地听集团军司令员报告,但后来提出了异议。争执的起因是突破地段应配置多少坦克和炮兵的问题。
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主要突击方向每公里突破地段至少应集中三十至三十五门火炮、十五至二十辆坦克。但是西班牙和卡累利阿地峡的作战经验表明,这样的密度已经明显不够,至少需要增大一倍。帕鲁西诺夫却不想赞同这个意见,认为这种新密度是凭空想象的,实际上不可能建立。他打算按照原来的规定进攻。
朱可夫冷静地听完了自己反对者的意见,然后轻易而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他的全部论点。
“我们应该学会同聪明而强大的敌人打仗。只靠喊‘乌拉’是无法制服它的。”
军区司令员要求在突破地段建立较大的炮兵和坦克密度。他还对演习的组织问题提出了其他重要意见。
朱可夫走后,集团军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来到我跟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微笑着。
“到我那儿去,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聊聊。”
我同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是老相识。二十年代,我曾相当长时间指挥过亚美尼亚步兵师的列宁纳坎骑兵团。当时阿鲁沙尼扬是该师驻埃里温步兵第1团的团属学校校长。
尽管巴格拉特年轻,但他堪称为最有前途的指挥员之一。
他升得很快。1936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时功勋卓著。现在已是最重要的边境军区集团军参谋长了。他是十分能干、聪明的人,那样快的提升并未冲昏他的头脑。
将军带我去的再个小土窖,潮湿而又不舒适。大水滴不时从顶棚掉下来。将军把一小张纸揉成一团,擦掉桌上的水,指着一张行军椅说:
“请坐。”
一个年轻而穿戴整齐的中尉轻轻走进掩体。看来是刚从军校毕业的。他的机灵而绯红的脸上显出了准备立即去执行任何命令(不管这一命令有多么困难和危险)的神色。
“瓦夏,”将军指了指桌子,“想办法搞点什么来。”
中尉的脸色一下子显得有点暗淡了。他迟疑地答了声:
“是!”不慌不忙走出了土窖。
“小伙子挺好吧?”将军问。
“是的,挺讨人喜欢。假如他不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职务的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指挥员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阿鲁沙尼扬反驳说。“许多副官的名字同他们首长的名字一样是用金字写进历史的。您只要想想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就行。他是公爵,贵族,但并不认为自己的差事不体面。”
“噢,假如库图佐夫也给他那样的差事,那是可以相比的。”我忍不住笑了。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明白我的暗示后,也笑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自己去端饭。我们没有勤务兵。”
后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这次交谈。我们经常以“节约”为理由缩减传令兵,于是他们的职责便落到军官身上……
好客的主人的桌子上出现了几个打开的罐头和一瓶白兰地。
“难道那时在学院里我能想到我会这么快由大尉升到将军吗?可是瞧,机缘凑巧,我不仅成了将军,而且……”阿鲁沙尼扬摊开双手,和善地微笑着,“还有您这样的有经验指挥员当助手……”
“到您手下工作我很满意。”我十分真诚地说。“熟悉自己的首长,工作就会轻松些。”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谈起了司令部的人们。他的评语不多,但面面俱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下级能做到该了解的都了解。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集团军司令员叫参谋长去。
“该分手了。”将军叹了口气。他叫副官:“送上校去作战处。”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一个摆满了桌子的大土窖。
我担心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清楚作战处在集团军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尽量概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作战处(在高级司令部称作战部)是集中和研究关于我军状况和态势的资料、敌情及整个作战情况的中心。它要根据这些资料准备司令员考虑决心所必需的战役战术计算。司令员定下决心后,由作战处以战斗命令或个别号令形式将决心传达到各兵团,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整个这项巨大工作,当然是与司令部其他处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司令部和领率机关密切协同完成的。由于作战处的作用特别重要,作战处长要兼任副参谋长。
1940年10月交给我领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由十五个军官,即处长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组成。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很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红军飞速发展,以致连高级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来补充。只有时间加上刻苦学习,才能使他们成为有经验的作战参谋。
如今,一群戴着上尉和大尉军衔的青年人,正在铺满大幅地形图的桌子跟前忙碌着。一个人在图上标出最近的情况资料,另一个人把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写成文书,第三个人写例行的战斗报告,第四个人在拟制号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干自己的事。
大家看到陌生的上校,都站了起来。一位坐在角落里的热情的黑发者迅速朝我走来,他有三十岁上下,一对眼睛象两个橄榄似的在黝黑的脸上闪烁,注意和探询地打量着我。
“大尉艾瓦佐夫,”他自我介绍道,“代理作战处长。”
我紧紧握住精力充沛的大尉的手。
“上校巴格拉米扬。奉命担任你们的处长。”
“那太好了!”他高兴地说。“再不来我们就精疲力尽了。我们的司令员对我们毫不留情。一有差错就申斥一顿,真够受的。”
“怎么,我是你们的避雷针吗?”我笑了。
“不不,”大尉有点发窘,“不过,上校总要感到轻松些。”
大尉把军官挨个儿向我作了介绍。我让他们继续工作,同时请我的副手介绍情况和作战处要完成的任务。艾瓦佐夫只用图而不看记录,十分详尽地作了介绍,使我熟悉了情况。他说明天早晨集团军司令员要定下进攻决心。在此之前,他将听取司令部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建议。作战处长通常要报告情况判断,并准备提出自己的决心建议。
我们准备材料,忙到了深夜。各种演习的情况我都已习以为常,因此事情办得很顺利。我们甚至还睡了一会。集合之前一小时,值班员叫醒了我。
我刚刮完脸,我住的土窖入口处就传来了我那机灵副手朝气蓬勃的声音:
“早上好,上校同志!大帐篷里已做好了集合准备,您报告所需的地图和图表都已挂好。同志们开始在那里集合了。我们走吧,否则要迟到的。”
帐篷里已坐满了集团军领率机关的军官和将军。我随艾瓦佐夫走到作战处的桌子前。把工作图打开,检查过备考材料之后,我便环顾四周。我右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的上校。他有四十岁上下。他碰到我的目光后,和善地微笑着欠了欠身,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他是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卡明斯基上校。
后来,在战争开始时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同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还一起工作过。
他出生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马车夫家里,自幼十分爱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马的体态,谈论这些可爱而聪明的动物的奇妙习性。卡明斯基是一个老兵。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是红军的一员,并在那时入了党。他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仅毕业于教会办的初小。但他勤奋自学,靠函授读完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开始他指挥分队,当到了步兵营营长。然后在特种训练班毕业,转而从事侦察工作,在这一工作中特别充分地显露了他的才能。他智慧超群,性格坚强。
“我们后面这个人是谁?”我问起一个年纪挺轻、淡褐色头发的少校。
“军训处长科罗通·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异常能干的指挥员。”艾瓦佐夫说。
和卡明斯基并肩坐着的是个仪表堂堂已过中年的上校。
他那刚毅、沉思和聚精会神的脸色,我觉得很熟悉。
“这是谁?”
“我们的汽车装甲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