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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走近地图说：
“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多牵制敌人兵力，消耗他们，不让其接近基辅。”
集团军司令员如此断言是有根据的。他的军队使敌人吃了很多苦头。前希特勒军队将军A·菲利皮在他的笔记中指出，俄国人的第5集团军“在大量炮兵支援下于7月10日实施进攻，迫使第6集团军能调到前线的所有部队和兵团转入了防御”。过了一星期，菲利皮写道，德军第6集团军长官已不得不表示：“俄国人的第5集团军主力对我军的威胁，仍然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向基辅发动进攻前必须先消除上述威胁。”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兵力”。集团军司令员继续说。
“但是你们有三个机械化军。”我试图反驳。“要知道方面军中没有一个集团军有那么多！”
“一点不错！”集团军司令员附和道。“当友邻听到三个机械化军时，准会羡慕地说：‘波塔波夫可以拼一拼。’可是这三个军现在是什么状况，您知道得不比我差。”
波塔波夫说出一些数字：机械化第9军（7月19日以前由C·C·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现在由A·B·马斯洛夫将军指挥）总共只有三十辆轻型坦克，B·C·塔姆鲁奇的机械化第22军有四十辆。H·B·费克连科的机械化第19军稍多一些，约有七十辆，而且其中三十辆是中型和重型坦克（其他军这样的坦克一辆也没有）。
“假如把它们现有的全部坦克收集起来，那么连一个正规的坦克师都编不起来。这怎么算三个机械化军！”波塔波夫懊恼地诉着苦。“再说，坦克在这些天战斗中已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其技术状况来说，已经需要中修或大修了，因此您可以相信，我们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但是其他集团军更有理由抱怨……”
“是的，是的。”波塔波夫急忙表示同意。“您当然是对的：
同穆济琴科和波涅杰林的集团军相比，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啰。”
集团军司令员抱怨弹药情况，特别是穿甲弹情况很糟：送来的一切立刻就会消耗掉，无法建立任何储备。
“怎么能储备呢？从战争第一天起我们就没有退出过战斗，现在不停顿地进行反冲击又一个多星期了。”
集团军司令员沉默片刻后，又充满信心、有点自豪地说：
“没什么。我们要迫使法西斯分子怕我们。敌人士兵的信常常落到我们手中。他们的语气越来越忧郁。常可看见这样的词句：‘这不是法国’。现在法西斯分子进行冲击也提心吊胆。他们在闯进来之前先要对整个地域轰炸和炮击一番。所有人都力图用白酒来提提神。7月16日，他们成散兵线闯进我步兵第31军阵地。直起身子走，扯着脖子喊。我们消灭了他们，抓住了十五个人。这些人全都喝得烂醉。”
波塔波夫从放在桌子上的一叠文件中拿出了一封附有译文的信：
“您看看吧。”
这封没有发出的信是德军士兵孔拉德·杜姆勒写的：
“我当兵四年，参加战争两年了。可是我开始感到，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开始。在此以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些训练性大演习。俄国人是什么也不怕的大胆儿。他们打起仗来就象凶神附体。”
扣留这封信的德军书信检查员在信上批示：“奇怪。杜姆勒参加过很多战局，被认为是优秀人物。”
“没什么，”集团军司令员笑着说，“等我们更狠地揍他们后，法西斯就不会那样写了。”
话题涉及通信联络了。我告诉波塔波夫，方面军司令员对第5集团军不能定期发送通报感到十分忧虑。
集团军司令员苦恼地叹了口气：
“我们自己也为没有通信联络发愁。在敌人深入的条件下，军队指挥是最大的问题。不能拉线，无线电台又少。而且我们也还没学会怎样使用无线电。由于译成密码的熟练程度低，我们的指挥员常采用明码发报，于是重要情报便被敌人截收了。不过，您可以报告方面军司令员，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既同所属军队，又同方面军司令部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
我同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斯基将军也进行了长谈，从他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保证。
告别时，集团军司令员要求我转达他对方面军工程兵部长的请求：发给他哪怕五、六千把小工兵锹。
“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夺取了有利地区，但却无法守住它，因为没什么工具来构筑掩体，有一半工兵没有铁锹……这个请交给方面军政治部，”他交给我一叠文件，“我想会有用的。”
这是最引人入胜的材料：希特勒军队将军们的命令和报告，德军官兵的日记和信件。
请看坦克第36团第2连士官阿尔贝特·施密特的日记。6月21日写的内容是精神奋发的。作者津津有味地说他收到了钱——为明天侵犯苏联领土而预支的犒赏。第二天，他写道：“八点出发。同俄国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今天三点，我们的五十二个炮兵连开火。”以后的日记很短：“俄国人顽强作战……”“我们连损失了七辆坦克。”6月25日开始有结论了：“我们谁也没有参加过象在俄国进行的这种战争。交战后的战场景象太可怕了。这样的景象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们受到了极大损失。”在战争第一周的周末写道：“我们有很多人伤亡。”而7月14日和15日写的最后一篇则极为简单：“可怕的日子！”
骑兵第132团第5连士官卡尔·诺伊瑟的日记中，情绪变化反映得更加明显。他在战争第一天兴高采烈地写道：“突破了前沿，我感兴趣的是以后会怎样。”第二天就感到不安了：“我们的处境变得很严重。以后还会怎样呢？”6月24日的日记出现了悲哀的腔调：“我们同伴的坟墓在给我们的道路作标记。在俄国人的筑垒地区前发生了激烈交战。”日记一天比一天显得惊慌。7月9日写道：“十六点，我们进入一个城市，在这里进行了激烈战斗，因为俄国人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个城市叫沃伦斯基新城。”一天后写道：“我们排受领了前往侦察和察明附近森林有无敌人的任务。我们一共二十九人上路。起初一切都好，可是当我们走进森林后看见了九个俄国士兵正向我们接近。我们的司务长做了一件最大的蠢事。他骑上自行车，迎着俄国人走去，想俘虏他们。可是发生了可怕的事。俄国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卧倒，用冲锋枪朝我们的队伍射击，当时除我和另外两名士兵外，我们的队伍还没走到林缘。我们竭尽全力逃生。俄国人合围了我们。我们藏在高草丛里，瞅准机会，以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逃出。我们三个人回到营里报告：森森已被敌人占领了。有十四个或十五个人没有回来。他们被打死了。有两个人可能被俄国人俘虏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两个士官、司务长和八个士兵的尸体。这次是奇迹救了我的命。可是死神还在日夜狂舞。”又一篇是这样写的：“可怕战斗的第二天。我趴在掩壕里观察敌情。我们遭很大伤亡。”接下去一篇写道：“战斗的第三天。我们还是在掩壕里趴着。俄国人的炮兵对我们进行了猛烈射击。从十一点半起，四周弹片横飞，犹如群魔乱舞。我们何时能离开这里？已经五个钟头连一分钟也没休息了。俄国人又对我们发起了冲击。我们的进攻变成了防御。夜间比白天还糟，因为只有靠得很近了才能看得清敌人。”
多么有说服力的自白！
我回到方面军司令部后，便急忙向司令员报告了我对第5集团军处境的印象。基尔波诺斯却一反常态，心不在焉地听我报告。
“好。”他点点头。接着就完全谈起另一件事来了：“现在特别使我不安的是我军在基辅西南的态势。已经察明，敌人集中了大量摩托化步兵和坦克来对付我第26集团军。它是敌人的眼中钉。看来龙德施泰特元帅开始明白了，假如科斯坚科集团军得以同步兵第27军和第6集团军会合，那么，不管是夺取基辅的计划，还是合围我左翼军队的计划，还是在基辅以南突至第聂伯河的计划，便全都会破产……现在首先使我们担忧的是敌人在西南集中重兵。可惜我再也没有预备队了，只能用第26集团军本身所拥有的那些兵力去抗击敌人。我们从大本营预备队得到的三个师要用来坚守卡涅夫和切尔卡瑟两登陆场。可就是这三个师现在也还在路上，不会很快渡到第聂伯河右岸。”将军仔细看着地图沉默了一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产生转入防御的决心。但要知道这也是敌人所需要的！因为它可以毫无阻碍地把自己的全部兵力既投向基辅，又用来从后方迂回我第6集团军……”基尔波诺斯把铅笔往图上一扔。因此，尽管明显需要转入防御，也得要求科斯坚科继续进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战斗正向基辅附近发展。
方面军左翼军队遭合围的威胁越来越大，使大家深感不安。我在作战部的助手们对此也想得很多。他们年轻、急躁的头脑中想出了一些非常大胆的计策。性急的、目光炯炯有神的艾瓦佐夫大尉跑到我这里。
“请听我说，上校同志！我好象找到了一条能根本改变一切现状的出路。”
“那就说吧，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说。“只是要简短些。你知道，时间很紧。”
艾瓦佐夫的计策是很大胆的。他认为，由于我方面军范围内的战斗行动，实际上已具有基点性质，而敌人也跟我们一样，没有绵亘的防线，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在科罗斯坚以南用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建立一个快速突击集群，将其投到南面安纳波尔、戈洛温、韦列瑟方向，攻占日托米尔，尔后攻占别尔季切夫……
艾瓦佐夫发现我的怀疑神色后，更加发急了。
“上校同志，突然性和军事谋略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