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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应该在方面军司令部。由于所有道路都已被切断，我请求准许坐飞机走。”
总司令带着明显的赞许神色看着我，谈起了基辅方向的情况。方面军战役态势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昨天敌人距方面军司令部仅二三十公里。军队指挥眼看就要完全中断了。
元帅慢慢地揉着太阳穴，仿佛要减轻疼痛，说：
“现在我们正尽全力帮助方面军：我们正往罗姆内和卢布内调遣一切能集结的兵力，其中包括得到坦克加强的别洛夫的骑兵军以及三个独立坦克旅。过几天鲁西亚诺夫的师和利久科夫的师①也将开到我们这里。我们打算以这些兵力同方面军被围军队里外对进。我们知道我们无法粉碎突入的两个法西斯坦克集团军，但我们将打开一些缺口，被围军队可以通过这些缺口突出来。这就是我们突击的目的。我们相信，在眼前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将会准许西南方面军向普肖尔河退却，因此我们决定现在就下达组织突围的命令。”
①近卫步兵第1师和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
总司令在屋子里默默踱了大约一分钟。
“今天我们还准备和莫斯科通话。我希望我们能说服大本营。在我们通话时，基尔波诺斯和他的司令部要利用敌人还没有绵亘的合围正面这一时机。”
我觉得元帅说了这几句话后，仿佛摆脱了最后的疑虑。他表情丰富的脸温和了，前额上深深的皱纹舒展开了。他字字清晰地继续说：
“您向基尔波诺斯将军报告，巴格拉米扬同志，在眼前情况下，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认为对西南方面军来说，唯一适当的决心是进行有组织的退却。您向方面军司令员传达我的口述指令：放弃基辅筑垒地域，以少量兵力沿第聂伯河实施掩护。毫不迟延地开始将主力撤至后方防御地区。基本任务是：在我们预备队配合下粉碎前出方面军后方之敌，尔后沿普肖尔河转入防御。要让基尔波诺斯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向罗姆内方向和卢布内方向更坚决实施突击，而不要坐等我们把他从合围圈拉出来。”
我舒了一口气。现在有希望了，不是一切都完了。
总司令作了关于撤退程序和在突围条件下组织军队指挥的指示后，告别说：
“快点走，巴格拉米扬同志。让基尔波诺斯也别拖延。法拉列耶夫将军将保障您由波尔塔瓦飞到皮里亚京地域。”
我毫不迟延地到了西南方向空军司令员那里。O·F·法拉列耶夫将军说，已为我调来了一架由有经验的机组驾驶的高速轰炸机。
看来一切都还顺利。但是有一个情况使我困惑不解：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赋予我那样重要的全权，却没有文件为证。不错，当时要考虑飞机可能被击落，那样的文件落入敌手，是很不妙的。……
由于气候恶劣，我们只能到第二天再起飞。我被安排坐在射击通信员的透明炮塔里，这里视界广阔。两架歼击机负责护送我们。它们把我们送过战线后就调头飞回去了。就在这时，地平线上出现了四个白点。飞行员没有转弯，驾机全速向西飞去。我们还算幸运，飞过了敌歼击机狙击网。下面就是指定地点格列边卡机场了。机场以不好客的态度迎接我们，高射炮从地面开了火。直到飞机发射了一串表示“我是自己人”的信号弹后，高射炮才停止射击。机组让飞机安全着了陆。大家刚下飞机，就见一个人正拼命朝我们跑来。
“你们怎么搞的？”他老远就嚷起来。
一个带着天蓝色领章的大尉跑近后，吃力地喘着粗气。
“你们怎么搞的？！机场已经布雷了！”
我们只能庆幸机场的雷布得不好。
这位大尉原来是机场勤务营营长。我向他要了一辆汽车，以便去方面军司令部。许多指挥员和红军战士围住了我们。一张张年轻的被风吹粗糙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惊奇的神色：一个将军从哪里并且为了什么要飞到我们机场来呢。（这是许多战地会见中的一次，我当然记不起机场交谈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了。但是在我的《第聂伯河上的军人城》一书出版后，对该书有反应的读者中有一个得过很多战斗勋章的预备役上尉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迈科夫。他在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见。）
大家接二连三向我提问：
“将军同志，我们真的被合围了吗？”
“我们怎么办呢？退还是打？”
看得出，人们感到苦恼的是不了解情况，而不是恐惧。他们看起来很平静，彼此还寻衅地开点小玩笑，说着恰当或不恰当的俏皮话，总而言之，他们举止同平常年轻人聚集很多时的举止一样。
我试图简短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很了解方面军的处境，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我们。
不久，汽车开来了，我热情向我的交谈者们告别。
我不无困难地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它位于皮里亚京以北上亚罗夫卡镇的一个村子里。图皮科夫将军抱住了我。
“啊！我们的浪子终于回来了！”
看着他瘦削的脸和深陷的、仍然那么快活的眼睛，我想：
我同这个聪明、诚恳的人彼此这样亲近，多好呀！
图皮科夫诉说了自己的灾难。当大本营禁止撤退军队后，他决定发出一份关于方面军状况的详细报告，并作出结论，继续扼守基辅是不可能的。基尔波诺斯拒绝签署这份电报。它是由方面军参谋长签字后发往莫斯科的。第二天，总参谋部发来了答复。电报指责图皮科夫张皇失措，对战事判断不客观。他一直为此感到难过。当我向他介绍总司令的新命令后，他精神振奋地说：
“就是说，我对了！”他着忙起来，“我们去见司令员！要快。如果我们迟延，合围圈就会牢固得无法突破了。”
方面军首长在距司令部几公里的小树林里。我们乘车前往。途中，图皮科夫将军向我说了他们没能将方面军指挥所转移到基辅的原因。在科贝日恰地域第5、37集团军接合部突入的敌人兵团切断了各条道路。通信团派到前面去的几个分队都牺牲了。于是只好将指挥所转移到这里，皮里亚京，而不是转移到基辅。
我们走了很久。道路挤满了汽车、辎重队和后勤部队、机关的转移纵队。
在基尔波诺斯将军那里，我们正碰上布尔米斯坚科和雷科夫在场。我报告了总司令的号令。基尔波诺斯沉思了好久。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图皮科夫忍不住了，“这一指令是那样符合情况，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了。您允许给军队拟制号令吗？”
“您带来了书面的退却号令吗？”司令员没有回答他，却问我道。
“没有，元帅命令口头传达。”
基尔波诺斯皱起浓眉，在房间里踱起来，然后说：
“在收到文件以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问题太重大了。”他用手掌在桌子上一击。“好，就谈到这里吧！”
出现了一片沉默。图皮科夫还想说什么，可是基尔波诺斯打断了他：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请准备一份给大本营的电报。报告总司令的号令并询问我们该怎么办。”
9月17日晚上，我们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电报：
“铁木辛哥总司令通过方面军副参谋长传达口头指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把方面军所属集团军撤至普肖尔河，并粉碎敌人在罗姆内方向和卢布内方向的快速集群。留下最少的兵力掩护第聂伯河和基辅。
总司令的书面训令完全没有指示过向普肖尔河退却，并且只准许从基辅筑垒地域调走部分兵力。已经有了矛盾。该怎么执行？我认为，将方面军所属军队撤到普肖尔河是正确的。在此条件下必须完全放弃基辅筑垒地域、基辅和第聂伯河。急切请求您指示。”①
①苏联国防部档案。
好不容易发完这一无线电报后，我便同图皮科夫将军一起，沉思地看着标上了最新情况的地图。这张地图对我这个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的作战参谋提供了许多情况。我军是在由北向南延伸的一个椭圆形里面作战，没有绵亘的战线。到处都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就象活体上有许多伤口一样。这些缺口说明在这些地段已经没有兵力可以去阻挡敌人进路了。哪里还伸展着我军的红线呢？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最新的战斗报告表明：那里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
“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大本营会这样固执。”图皮科夫说。“虽然……”他用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下，“连我们也很难判断某一地段发生了什么事。从地图上看，那里是一个辖有军、师的集团军。可以想想：这有多少兵力！而实际上有些师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番号……可是我们还认为它们是一个师，还赋予它们相应的任务。摆在总参谋长面前的是一幅正面宽达两千公里的地图，图上不是象我们这样标着几十个师，而是几百个师。莫斯科更难以确定某一地段的真实兵力。可能莫斯科也知道这一切，但某些很重要的原因促使它要求我方面军去做无法做到的事……”
不错，那些很重要的原因是有的。我们当时只是猜测这些原因，但没有充分想象出来。而这些原因是由我国所处的总军事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我国当时继续单独抵抗侵略者的猛攻。在这之前，希特勒分子已封锁了列宁格勒，逼近了莫斯科。我们最高统帅部已经没剩下多少大的、做好作战准备的战役预备队了。我们要把相当一部分军队留在高加索（土耳其的行径太令人生疑了）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的远东。在此情况下，西南方面军在第聂伯河地区的顽强防御，能牵制法西斯德军庞大兵力，其中包括两个德军坦克集群，从而略微缓和一下苏德战场其余战略方向，特别是莫斯科方向的局势。尽可能长时间地把这些兵力牵制在西南方向，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