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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您自己也曾向我抱怨通信工具奇缺，难道在那种情况下再脱离部队是有利的吗？问题就在这里，”集团军司令员的声音带着父亲般的责备意味，“这点是不可能原谅您的。我不想使您委屈，不过，假如我自己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认为指责我胆怯是公正的。您可以看出来，我不可能在发生这件事后还把您留在这个师。总之，您马上把指挥权交给旅级日马琴科，到我这儿来。”
我一边听同志们说这些情况，一边思索着。看来，齐加诺夫的特点是要求严，不仅善于用授予他的权力，而且善于用极为充分的逻辑使人们服从自己。
集团军司令员齐加诺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兵团为保卫哈尔科夫顽强作战。在五天的激烈巷战中，进攻的法西斯师损失了一半人员。（笔锋犀利的记者恰当地给这些战斗起了个外号，叫“哈尔科夫放血战”。）哈尔科夫守备部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阻住了敌人优势兵力，阻挡的时间正好是首长企图所要求的时间。
当我在10月26日晚上向元帅报告齐加诺夫将军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到底还是让赖谢瑙①这只狡猾的狐狸望尘莫及：不但没让他对我哈尔科夫军队设下陷阱，而且在他硬闯到哈尔科夫筑垒时，打得他鼻青眼肿！”
①冯·赖谢瑙将军是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所属各师在哈尔科夫方向进攻。
总司令伏身看地图。
“好，现在我们开始按同样严格的顺序把军队撤到新地区去。整个司令部都应注意准确执行计划。这首先和您有关，巴格拉米扬同志。”
……分管各集团军并直接监督其行动的方向参谋们整夜都在详细了解军队开始向新地区退却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法西斯侦察错过了机会，当法西斯各师拂晓恢复冲击时，我各集团军主力已经在敌炮兵射程之外。法西斯统帅部已经没有实施迂回机动的任何希望。各集团军的行进越来越有计划性，越来越平安了。大家感到，在前一个地区对法西斯分子进行的猛烈反击，明显挫折了他们的进攻锐气。
10月27日清晨，当我确信全部方面军预备队都已集中在预定地域后（骑兵第2军集中于科罗恰市，骑兵第5军集中于沃尔昌斯克附近，步兵第253师集中于斯瓦托沃附近），便走出我呆了一整夜的通信枢纽。在司令部院子里，我碰见一些衣衫褴褛、很久没有刮脸的人。可能是游击队员吧——他们常顺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这些人看来很面熟。我仔细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马日林！阿列克谢耶夫！”
“正是在下。”
“你们从哪里来？”
“直接从地狱来。”马日林笑着说。
在敌后刚走完远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师师长讲述了他的兵团所遭的厄运——读者已经知道，这个兵团是最后离开基辅的。A·A·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则给我说了在卢布内地域挡住克莱斯特各师去路的这个支队的遭遇。
9月10日，原步兵第6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从医院里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可是他的职位被占了，他的军已由A·A·洛帕京少将指挥。阿列克谢耶夫赶紧去找集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司令员命令他火速组建一个独立支队，辖第94边防总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团和一个步兵团。在卢布内市地域沿苏拉河占领防御。将军估计敌人只会有一些兵力薄弱的选遣部队突到这里来，所以他决定首先发起冲击。谁知在他这个小小的支队面前，却出现了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的重兵。敌人当然击退了冲击，接着就出动坦克。而阿列克谢耶夫支队却连一门反坦克炮都没有。但支队没有后退，指战员们猛烈搏斗。法西斯分子合围了他们。大家一直打到没有弹药，9月底，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幸存者不多，但终于跳出了陷阱。
“现在我们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马日林说。
“但愿早日派我们回部队。”阿列克谢耶夫叹了口气。
我祝他们成功后，就去休息。最近十天来我第一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立即感到自己神清气爽。战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所有集团军都报告平安无事。我们司令部也象忙碌完一天的蜂房一样，不知怎的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参谋人员和军队通话时较少扯脖子喊了；拼命跑的联络员也难得见到了。
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反常，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而当我们无所不在的侦察兵卡明斯基上校说第21、38集团军已两天“失掉”了敌人，即两天未与敌人进行战斗接触时，不安又为奇怪所代替了。这证明我方面军行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敌人。
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呢？要知道，我方面军之所以退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各集团军向莫斯科方向和罗斯托夫方向突进，并由此出现了它们迂回我翼侧的威胁（就象在基辅以东时一样）。但现在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情报说，德军向首都的总攻正在趋于衰竭，敌人实际上已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处停止不前。罗斯托夫附近的态势也逐渐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以西相当远处设防固守了。这样将能改善军队总的战役战略态势。其中，我们可以利用卡斯托尔诺耶－利西昌斯克重要铁路干线，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之间广泛机动兵力。
我仔细思索过自己的这些结论后，便告诉了参谋长。他微笑着瞟了我一眼。
“您知道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一点喘息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现在到达的地区进行巩固。”他走到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大致在这儿……我们占领这一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长期坚守。您为军事委员会起草一个备要报告，要用相应的战役战术计算加以充实。”
在扎赫瓦塔耶夫上校和部里另两名参谋的帮助下，我当天就做完了这项工作。博金带着拟好的文书匆匆去见总司令。
他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对我说：
“用不着去说服元帅：他自己已打算和大本营谈这件事。一得到莫斯科同意，我们就马上下达命令。要立刻研究好给各集团军的指示。”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方面军通信主任报告，A·M·华西列夫斯基中将请总司令去接直通电报。华西列夫斯基那时是副总参谋长。谈话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总司令不能去电报室：他发高烧躺在自己停在车站的专车里。博金和我急忙走到直通电报机旁。
参谋长对报务员口授电文：
“博金少将在接电报。”
“您好，博金同志。”纸条上打出了字。“莫斯科迫切需要骑兵援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它能否把辖骑兵第5、9师的骑兵第2军调到莫斯科附近。请马上就此问题征询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并转告我，以便向大本营报告。我由大本营发报。在此等候答复。”
“你告诉他，”博金匆忙对我说，“请他等十五分钟左右。我想回答将会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空车皮，调遣可能会遇到困难。”
他自己急忙去找总司令。
“好，谢谢你们。”马上发来了回答。“空车皮由我们解决。
请告元帅得了什么病：你们说他病了。”
我回答，元帅发高烧，至于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参谋长去车站和从车站回来，大约用了半小时。博金一走进电报室，就马上口授：
“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当他得到肯定回答后，便继续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报告了元帅，并得到以下答复：‘骑兵第2军已连续作战十七天，需要补充战斗人员。’根据这一总情况，总司令认为不能将该军转归你们调遣。完了。”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去向斯大林报告总司令的答复，接着又问起铁木辛哥得的什么病。博金回答，他得的是咽颊炎，医生严禁他外出。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电报机又响起来了。华西列夫斯基问博金是否在场。得知他就在电报机旁后，便发来以下电文：
“请立即向元帅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的以下便函：‘望转告元帅同志，我恳请他同意大本营关于调骑兵第2军归它调遣的建议。我知道，从西南方面军利益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我请他作出这一牺牲。’”
博金很快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到夜间零点一刻了。
“全明白了，”他口授电文，“我亲自去报告。将不会拖延答复。”
博金在回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答复时，说不少于一小时，但他将努力通过电话把总司令的答复转告通信枢纽，缩短二十五分钟左右。
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正等着答复，建议博金用电话同总司令交谈。参谋长犹豫了一会：他不想依靠市内线路，但这一次却挥了挥手说：
“好。我马上就去打电话。”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向报务员口授道：
“谨报告元帅的答复：‘我不是舍不得为了整体利益交出骑兵第2军。但我认为有责任提醒一下：它所处的状况是需要进行两个星期的补充，在这种情形下把它调走，即削弱西南方面军，也不会给莫斯科附近带去好处。如果需要我说到的那种状况的骑兵第2军，那么，只要发来列车，我就会把它调去。’”
我明白总司令还抱着一线希望：大本营得知这个军的状况后会不调它。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报告斯大林后将再次请博金通话。于是我们又苦等了将近半小时。终于电报机又响了。
“请接收并报告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华西列夫斯基发来的电文说。“‘铁木辛哥同志！列车将发去。请下令该军装载。
该军将在莫斯科得到补充。’”
以后我们信服了：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心。别洛夫军对粉碎从南面扑向莫斯科的古德里安各师，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