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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个人生命与事业的永远。如果把这种盛大礼典追求山呼海啸效果的集体行动，放到君臣会见议事决策与皇帝日常生活中，多少显得滑稽，甚至是有些戏弄调侃的味道。所以，称颂万岁表现的是一种政治期望和皇权的永远，决不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模式。明朝只在登基与大朝仪上，文武百官在鸣赞官的口令下山呼万岁，而且前面也没有“吾皇”的敬语。“吾皇”与民间的流行的“当今皇上万万岁”的万岁牌，如出一辙，其意义似乎只是表达对皇权的尊重与畏惧，这种木牌永远可以使用下去，只要帝制存在，谁不是在当今皇上的统治下生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影视剧中广泛使用，可能是受传统戏曲的影响。传统戏曲剧目经常出现类似的台词。大家知道，元曲、明昆曲词章典雅，多为文官才子之作，然而，曲高和寡，只能成为文官士子的赏心乐事，很难为一般人接受。相反在俚曲小调的基础上发展的地方戏曲，唱词通俗易懂，则倍受民众喜爱，不过民间流行的戏曲，一直缺乏高层创作人员的参与。因此，在事关朝廷的礼仪情节的处理上，往往是道听途说或根据传闻自行想象。在帝制时代，除了皇帝的家庭和周围的仆役，有机会见到皇上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朝廷三品以上官员始能递牌求见，四品官员可以被引见，以下的五至九品官员，如果没有升迁，除非特殊机遇，即使做一辈子官也不能近距离的一睹天颜风采。文官集团中能够经常面见皇上的只有参与朝廷决策的几位高官而已。像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清朝的军机大臣。
四品以下官员虽然不能与皇上面对面的会见，却都要出席登基仪、大朝仪。在这类盛大的庆典中，明朝全体官员与所有执事服务人员以及教坊司提供的演奏乐队，虽然看不到皇极殿内端坐的皇上，却都要跟随指挥口令，在仪式即将结束时山呼万岁。因此，在传媒技术贫乏年代，这种朝野关注，声势浩大，出席人员众多，而且一年当中至少举行三次的仪式，可能最具有向外扩散的能量，变成口述描绘的谈资，在社会上展转相传，造成人们对见皇上必喊万岁的深刻印象。推测臆断，戏曲中的台词可能就源于此。
其实，就是在大朝仪上要求群臣山呼万岁的明朝，平日君臣相见办公议事，也自有另外一番规矩，常朝仪、御门听政以下到个别召见，官员都不喊万岁。绝对不是进得门来，倒头便拜，同时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明太祖要求官员朝见皇帝时行五拜礼，小范围列班如在常朝、早朝、午朝仪上，称颂“圣躬万福”。
三大节虽然是喜庆盛典，当与吉礼发生冲突时，皇上往往毅然免去朝贺或仿嗣皇登极礼，撤乐举行。譬如乾隆元年至三年，停止元旦与万寿朝贺。过去，父亲过世，作为孝子要守孝三年，三年之中应拒绝一切欢乐，所以乾隆皇帝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出自伸张孝道，弘扬儒学伦理观念，为皇朝树立榜样的情感与政治需要。
日本插花艺术史上的中国因素
郑 青
插花艺术在日本享有“花道”之美名，是日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二十世纪以来，日本插花艺术传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广泛深远。许多西方人更是把“花道”当成了日本土生土长的国粹。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日本插花艺术不仅源于中国，而且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不断地接受中国插花艺术的影响，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赏梅到赏樱
日本学者西川松之助在《花と日本文化》中指出：“在日本，赏花之风始于赏梅，虽然樱花是日本的代表，但玩赏之风源于贵族们效仿中国传来的赏梅习俗。”另一位学者和歌森太郎也说：“日本原本并不产梅，它是在以唐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时期，随着贵族文化的风潮与柳一同从中国传来的。”（《花と日本人》）
在奈良时期（710…794年），随着梅花的输入与赏梅风潮的兴起，日本皇宫曾将梅花作为主要花木栽种于庭院之中，太宰府的官员们常常遵循唐朝的风尚在园中举行“梅花宴”。当时出现了许多感怀梅花的诗文，在汉诗文集《怀风藻》（751年）中，以一首葛野王的咏梅诗《春日赏莺梅》最为有名：“聊乘休假景，入苑望青阳，素梅开素靥，娇莺弄娇声，对此开怀抱，优族畅愁情。不知老将至，但事酌春觞。”在著名的和歌集《万叶集》（794年）中，咏梅的歌竟达118首之多，如“带雪梅枝上，翻飞复相鸣，差池黄莺羽，白雪染其翎。”“朝臣若能得闲暇，头佩梅花聚此欢”，“闻梅香，心思远方君”等等。此后，平安时期（794…1192年）的日本贵族社会，以花来表现四季变迁，咏花作为基本的教养，春天插梅、樱，秋天赏红叶。除了梅花，在这一时期先后引进的还有菊、李、桃、垂柳等，在引进这些植物的同时，与此相关的赏花习俗如斗草、斗花等也随之而来，其中在日本插花史上极其重要的两种代表性植物就是菊与垂柳。
菊花是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由中国传入的，由于菊花那华丽、闲寂的风采非常适合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平安朝的宫廷贵族将它种植在庭院中以供观赏，并仿效中国重阳赏菊的风俗（登高、赏菊、饮菊酒），将九月九日定为“菊节”，每到这一天，宫廷中常举行菊花宴、进行菊合（斗花）、饮菊酒。垂柳也是由遣唐使从中国引入的，它在日本插花尤其是“立华”（日本插花花型）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受中国咏柳诗文的影响，平安时期的贵族们下令将垂柳栽植于都市的路边作为行道树，《古今和歌集》歌咏道：“一眼望去，柳樱相间的都市，有了春天的象征”。
到了平安后期，由于不再派遣使臣入唐，日本文化逐渐从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汉风文化向民族化的国风文化转变，赏花的习俗也由梅花转向樱花。在《古今和歌集》卷一、卷二的134首春歌中，樱花便占了一百多首，而梅花则只有20首，与早期崇尚梅花的《万叶集》形成了鲜明对比。
佛前供花
“就平安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来说，在日本文化史流程中，给予插花强烈冲击的是从中国传来的佛前供花。”（工藤伸昌《日本ぃけげな文化史》）
在日本插花史上，佛前供花的传人归功于圣德太子与小野妹子。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担任日本摄政，总揽一切事务。他“笃敬三宝”，广建寺院，使佛教在上层社会迅速传播开来。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访隋，与隋朝建立邦交。此后小野妹子三次前往中国，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在中国所见的佛教礼法与佛前供花以及花器不断引进日本。小野妹子完成使节任务后，皈依佛教，居住在圣德太子建造的六角堂中（位于京都市中心紫云山顶法寺），因院内有太子沐浴过的水池，因此他的住所被称为“池坊”。他在此处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经过历代门徒的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小野妹子也被奉为池坊之祖。
早期的佛前供花较为简单，主要是仿效中国插花的形式，用于寺庙、佛堂以及举行的佛坛祭礼中，而花材则以体现过去（结果）、现在（开花）、未来（蓓蕾）的莲花为主。到了平安中期，净土宗发展，作为突出其极乐净土手法的供花形式也在这一时期极其庄严化。在《源氏物语》“铃虫卷”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佛前悬挂的幢幡，形色非常优美，是特选中国织锦缝制的。寝台四角的帐幕都撩起，内供佛像。后方悬挂法华曼陀罗图（净土变相图）；佛前供设银花瓶，内插高大鲜艳的莲花。所焚的香是从中国舶来的‘百步香’。供净水的器皿很精小，上面放着青、白、紫色的人造小花……”可见此时将花插在花瓶中供奉于佛前的风俗已深入到贵族的个人生活之中。
在平安时期之后的镰仓时期（1185…1333年），重视唐物（中国文物）的风尚盛行，很多佛前供奉的唐物花瓶被收藏。佛前供花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少，鉴赏的意义逐渐增加。进入室町时代（1392…1573年），插花可以说完全由此前的宗教性转向鉴赏性。自十三世纪末开始，日本与元、明两朝贸易兴隆，新兴的武士阶级凭借其财力获得了大量的唐物。为了炫耀自身的威势与财富，他们频繁举行“花瓶合”（花瓶比赛）。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以足利第三代将军义满为中心，将这股风潮推向了极点。足利义满于永和四年（1378年）在京都的室町营造新的宅邸，收集了当时许多的奇花异草，如樱、藤、山茶，尤其是南宋时期经过品种改良后的牡丹、菊花等种植在庭院中，称为“花御所”。他尤其喜好唐物花瓶，在宫中频频举行“花瓶合”。正所谓上行下效，花瓶合也因此在民间流行开来，逐渐演变为“七夕花合”。
七夕本为中国风俗，在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平安时期发展为包括吟诗、和歌、管弦、连句、连歌、蹴鞠、饮酒等七种游戏在内的节庆日，足利义满借鉴这种形式，举行“花瓶合”，在斗花瓶的同时，人们咏连句、和歌，行茶礼，食点心等进行娱乐。而为了向牛郎、织女二星敬献供奉，人们开始在唐物花瓶中插上与之相匹配的花。据《看闻御记》中对应永二十三年（1416年）到嘉吉三年（1443年）举行的七夕花合记载：会所内立着屏风，挂着中国画，搁板上放着花瓶，人们以七种游戏取乐之后，举行酒宴狂欢。供奉给二星的瓶花经常超过百瓶之多，这种由唐物与插花装饰的房间被称为“花座敷（日式客厅）”，为了使瓶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封不动地对外开放，供人们观赏，非常受人欢迎。
随着这种七夕时唐物装饰之风的高涨，在宫中、寺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