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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丰骨神采，安得谓之人耶？”（同上，第56页）所以，他主张“多闻道以启发性灵；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自当为画人毕生课业……”（同上，第54页）黄宾虹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引为知己，说：“所谓师古人不若师造化，造化无穷，取之不尽。”但是，“因悟有古人之法，以写实而得实中之虚，否则实而又实，非窒碍阻隔不可。”（《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203页）
同时，傅雷也强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吸取和发扬，认为：“身为中国人，决不能与传统隔绝。”（《致周宗琦书》）但不是指陈陈相袭，亦步亦趋地模仿，这样只“会流于肤浅”。他希望的是，“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性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和‘中西’。”（《致刘抗书》，同上第29页）他的这些思想在给傅聪信中也曾反复强调过。这对一位毕生熟悉喜爱西方文学艺术的大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傅雷是一位真诚的唯美主义、理想主义者。他对艺术美的痴爱迷醉是如此，他对人生的理想也是如此。他在批评一个艺术作品时，常常会显得苛刻严格，他对近代画家给予高度评价的不是很多，原因即在于在此。即使他最敬仰的黄宾虹，有时在给予好评后，也一样严肃指出其“布局有过实者，或因层次略欠分明者”。（《致黄宾虹书》，同前第121页）他与刘海粟是好友，曾撰专文评论过刘的画，对刘的艺术成就有很高的评价。但因刘处理人事不当，傅雷终于割席而去。可见他为人的狷介耿直。他认为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美，都是蕴藏在他心中的；或者说，是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情感的尽情倾诉。他自己做人从文也都要这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唯美主义、理想主义者，最容易碰壁，难以见容于世。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傅雷一生只有极短的时间从事过社会职业，大部分岁月是在书斋里度过的。即使在1949年后，每个中国人几乎都有一个单位归属，都是领取工薪的公家人，文艺界只有极个别人是例外，已知不取一文工资，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的有傅雷和巴金。我想，这一则是他个性所致，不合群。过去在美专、“古物保管委员会”等处短期工作，都因不适应人事关系而离去。二则他对国家、时事从来都是“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致楼适夷书》，见《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217页）这就是说，他是关心国事的，但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特的见解，在当时却未必为各个政治党派所容，后来的历史事实又往往会证明其见解的正确。三则，他认为，关心国事并不是非要从事具体的社会政治活动，几次三番谢绝邀人民主党派和其他活动。显然他感到自己不适应官场游戏，不会“内方外圆”，因此视作“磨折”。（《致徐伯昕书》和《致周熙良书》）
傅雷执拗地活在他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只有在艺术世界里，他才有自我，有生机灵气，充满情趣，才能身心自由地神游其中。他说：“除埋首于中西故纸堆外，惟以绘画音乐之欣赏为消遣……”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忧心如捣”时，展玩黄宾虹的画，也能使他“神游化境，略忘尘忧耳”。（《致黄宾虹书》，见前第117页）
傅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动乱忧患中度过的。他生于清皇朝覆灭前二年，历经北洋军阀的祸害，日寇的野蛮侵略，以及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对他这个醉心于艺术学术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痛苦压抑的。从现存的一些书信和文章中，既可看到他对时事都有强烈反应，独特见解，又可感到他的苦闷。他只是一介书生，只能力求自己人格、操守、气节上的完善，来抵制外来的压迫，决不随波逐流。此外，他深感自己的无奈和无力。他引用过诸葛亮的话：“苟全性命于乱世。”还说，自己“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即使这样，他生于忧患，最后还是逃不脱乱世的无情逼迫而殉难。他早年曾说：“我辈即与世无忤，与人无争，亦有难以立足之感，怆痛恓惶之情难以言宣。”没有想到，到了“文革”，这个追求骨气节操的知识分子终于连苟全性命都不能了。傅雷是殉于理想，殉于艺术美的。真不知为什么这个世界连这样一个无害无争的人都不能放过！
对此，人们可以责备他缺少抗争的勇气，太软弱，过于沉醉在自己的专业中等等。但是，如果世界上都是战士，没有像他那样的艺术家，没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专家，没有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学者，我想，这个世界不仅不能进步，而且也将不复存在。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卷首说：“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和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傅雷就是这样时代的英雄！
马修·阿诺德的两副面孔
刘 霁
风靡海内外的《夏济安日记》（1946年1…9月）虽然篇幅上和吴宓的十大本日记相去甚远，但读来却每每为二人极其相似的挣扎而喟叹。钱钟书曾评价吴宓“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乱’的悲剧主角；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李洪岩《近代学人与钱钟书》，第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这句话用来形容夏济安，至少是1946年的夏济安，也是恰如其分的。他对R．E宗教式的情感，也许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心灵的独角戏。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在《日记》的前言中指出，虽然阿诺德在性格上和济安有相似之处，但欧洲作家中如瑞士的阿米尔（Amiel）同那时的济安更相像，“他们都富于‘沉思’，而不敢在生活的选择上，做任何‘卤莽的行动”。（《夏济安日记》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有趣的是，早在1932年7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吴宓就已经译介Amiel的Philine一书，并明白以其自况。1937年7月15日，已过不惑之年的吴宓甚感寂郁，恰又读到梁遇春的遗作，《论Amiel》一文，抚卷唏嘘，“Amiel一生之性行，极与宓类似。其思虑过多，蹉跎自误，未获享受婚姻恋爱之真实幸福，更与宓同，因之引起宓极深之悲感。”（《吴宓日记》Ⅵ1937年7月15日，第169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吴的日记中似乎没有出现过夏，但夏却在分析地位高、年龄大再谈恋爱的后果时，警告自己“这样可使恋爱、地位一起落空，以吴宓便是前车之鉴，最是可怕。”（《夏济安日记》第32页）
他们是那样的相似：同是西洋文学专业出身，都曾在西南联大执教，都在日记中反复构思自己的小说，或不时地感慨雪莱的爱情。他们对宗教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记里大谈基督教或圣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次日便去拜访僧人，或诵读佛经。
他们都在书山中觅求现实的小径，又在现实中构建书山的风景。
二人都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马修·阿诺德，都意识到自己和他的相似。他们三人都经受着情与理、浪漫与古典的冲撞所带来的痛苦。吴宓迎上前去，并以其自况为荣，在诗中称“我是东方安诺德”，（《吴宓诗集》第29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并将其列为自己追慕的三大西方诗人之一；（同上，卷首）夏济安则在极力躲避，说“Amold半吊子式的生活，我不赞成”，而后又承认自己和他之间有“Spiritu—al affinity”。（《夏济安日记》第140、160页）他们笔下的阿诺德是两副面孔：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Cu＇tural Anarchy）
文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美好与光明的激情……我们必须为了美好和光明而努力。（《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38岁之前，他是一位诗人，之后便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吴宓对阿诺德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冲突分析的颇为精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伤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论安诺德之诗”《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1935年版）吴宓虽然意识到阿诺德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悲观的诗人之一，但他更看中的是其在诗论、文论中对诗人和诗歌的定位，“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吴宓诗集》卷首）从学缘上说，吴宓所服膺的新人文主义继承了阿诺德批评中理性精神的方面，在理论上消弭了阿诺德精神结构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早年阿诺德所经历的浪漫与古典的撞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宓的折磨，但吴更愿意只看到阿诺德理性智慧的光明一面，把他视为新人文主义先驱，自己的榜样。
1926年《学衡》内外交困，寸步难行，吴宓夜不成寐，恐自己遭受打击后堕入浪漫派之流，而有负于最初的志业，“而宓等之本志，则欲效Matthew Arnold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吴宓日记》Ⅲ，1926年11月16日，第252页）1927年《学衡》停刊一年，1928年又艰难上路。吴宓读Stuart P．Sherman的“MatthewArnold：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