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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6章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种变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利润的源泉。
熊彼特认为，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当创新普及之后，利润会消失。但还会有另一次新创新再推动社会前进。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时期，欧洲动乱，他仅发表过两篇文章。1918年他曾参加考茨基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以后又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该银行破产后，他一直在还债。1925年他与比他小20岁的安妮·莱瑾结婚。他还把妻子送到巴黎和瑞士的学校学习。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可惜不到一年妻子难产去世，同年他又失去了母亲。这双重打击没有使他消沉。家庭没有了，他一心投入学术事业。到波恩大学任教后，又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为写《经济周期》一书进行准备。1932年，他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美满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力量，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为创新者带来利润，引起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就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形成繁荣。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用创新的大小解释统计资料中显示的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这就是说，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的长短，大创新引起长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小创新引起短周期。熊彼特这本书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在哈佛大学这一段是熊彼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构思他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并参与了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建，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一时期，他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有，企业家的职能会被技术专家代替，资产者的职能消失，资本主义保护阶层毁灭，不再有创新，这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这一过程还相当长，至少在50～100年内，资本主义仍会创造奇迹。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哈佛大学是熊彼特的归宿
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去世后，妻子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熊彼特用了9年时间写这本书，临终仍未最终完成。他的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熊彼特在婚姻不幸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婚姻幸福时也没有贪图享受而放弃了学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孜孜不倦地在科学事业上探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法西斯的经济学家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分化。少数经济学家投靠纳粹，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最著名的当数金融专家沙赫特了。他出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发明了名为米福（Mefo）的期票来发行货币，为侵略战争筹资，又发明了分别与别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办法，克服外汇不足的困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卖身投靠，但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意无意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工具，并推动经济走上适于战争的集中管理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一批经济学家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他们的理论武器反对法西斯独裁。尽管他们没有拿起枪上战场，但仍无愧于反法西斯战士的称号。他们就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在独裁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它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为核心，成员多为其同事或学生，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法学家伯姆、格劳斯曼—道艾尔特、经济学家盖斯特里希、迪莱、弗里德里·卢茨、麦耶尔、梅耶等人。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制度，但他们所主张的是有正常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
欧肯的秩序学说是整个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秩序”德文中是奥尔多（Ordo），所以，这个学派又称奥尔多学派。这里说的秩序指一定的规则制度安排。欧肯用理念类型来概括历史上的秩序。理念类型并不是现实经济类型，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类型。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理念类型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集中领导的经济又称中央领导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一个中央计划来控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满足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需求，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著作之一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制定计划和实行控制的基础是粗略的评价，没有市场经济下的精确计算。而且，剥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决策权，靠强制实现计划。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并引起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欧肯对集中领导经济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变种。
交换经济指由多个个别经济体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些个别经济体相互依赖，并通过交换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换是通过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这就有以货币为标准的计算。欧肯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五种纯粹形式：垄断、部分垄断、寡头垄断、部分寡头垄断和竞争，组合为25种市场形式。
那么，现实中应该是一种什么经济秩序呢？欧肯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应该坚持六个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交换的基础；保证契约自由，这是交换的前提；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即进入与退出的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另一本著作严格的责任；政策的不变性。但是这种经济要由政府保证正常秩序，这就要：使权力分散，反对垄断；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公正；用最低工资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实现个人与社会成本的均等化。为了使这种经济秩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程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不能是特定的。欧肯特别重视原则与历史的区别。这就是说决策者不能教条地看待原则，而要考虑具体历史环境。他明确指出，科学、宗教与国家都是维护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力量。在秩序中，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反垄断，这也是针对法西斯扶植垄断企业的政策。
欧肯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竞争秩序。他们既反对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又反对中央管理经济，同时还反对他称为“各种不稳定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变种，包括对部分行业（基础行业）的集中领导，行业组织的等级秩序政策，以及充分就业政策。
弗莱堡学派不仅以这些理论对抗法西斯，而且也以合法的形式对抗纳粹统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德国法律研究院，以制定有德国特色的法律。该院曾建立了一个第四班，弗莱堡学派利用这个班学习欧肯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还与政府中反纳粹的人士秘密合作，寻找一种替代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