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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具体的，边干边学，什么都得看发展。”
“你要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我倒是有一个，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局长停顿了一下，等待着我的反应。
“局长，您不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愿意不愿意，这么说吧，只要您愿意就行，我百分之百愿意。”我表了态。人天生就有媚骨，在不知比自己高出多少级别的大官面前，想不讨好都难。
“你很会说话，你这样的干部，我们用着放心。”局长又夸了我一通。
他的话让我的思路堵塞了一下，他说我是干部，这不对呀，我的档案早已放到了劳动服务公司，这就意味着我被打入了另册，不属于机关干部了，局长是健忘还是另有他意，我打了个问号。但接下来他的一番话让我的疑虑释然了。
“我想把《人才》杂志编辑部给你，怎么样，敢不敢接？”
“您说让我负责编辑部？”我毫无思想准备，大惊失色地问。编辑部可是个处级建制，难道我转眼就当上了处级干部？
“年轻人敢干又会干，为什么不用呢？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眼睛不好使，好钢就是要用在刀刃上。”
“那书店怎么办？我可签了5年的协议。”
“一起做嘛，我相信你能做好。你不是把小廖挖走了嘛，人我给你，编辑部现有人员，你不愿要的可以给我退回来，我只要求你干好，别让我失望就行。”
“谢谢，太谢谢您的信任了。”我站起来，不由自主地给局长鞠了一躬，然后赶紧离开了，我担心再待下去会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豪情油然而起。
“小陈，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局党组的集体决定。”局长在我身后大声地说。
不管是谁的决定，反正是决定我的命运。整个一个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像一只激动的猴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时地挥动拳头。《人才》杂志对于我来说一点儿不陌生，我曾经在上面发表过十几篇文章，从一般报导到人物通讯，还有理论研究文章，我是它重量级的笔杆子之一。后来因为我的思想意识被列入防范的对象，我的文章才从《人才》杂志上消失了，搞书店后更没有精力和心思去写有关人才的文章，我也不再关注这本曾经被我热切关注过的杂志了。今天，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局长大人亲自告诉我，把杂志交给我来办，这是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的事。我不可能不激动，不可能不振奋。人处在激动状态，就要干点什么不一般的事情，下班时间一到，我就开着车出去了，买了半车水果和补品，直奔了北京医院。
处长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当我浑身披挂着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老太太激动得坐了起来。她没想到我会来看她，更没料到我几乎把半个食品店搬进了病房。当我把东西放下后，她主动伸出手来，在她眼圈里打转的眼泪为她苍老的面孔平添了些许的慈祥。
“处长，您躺好，我刚听说您身体不舒服，来看看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扶她躺下后，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
“能过来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别影响你的工作，我知道你忙，搞经营不容易。”处长好像换了个人，话说得体贴入微。
我从兜里拿出1千块钱，往她枕头底下塞，被她拦住：“小陈，这可使不得，把钱拿回去，我知道你挣钱不容易。”
“处长，我是代表我们书店的全体员工来看望您的，这点小意思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您就收下吧，补补身子，好早一天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处长被我这么一说就不再坚持了，她接过钱后又攥住了我的手：“小陈，你心里别恨我，人老了，又不像你们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可要原谅我啊。”
“处长，瞧您说哪儿去了，您一直是我的领导，没有您的传帮带，我能干好现在的工作吗？您把我领进门，又教我怎么干好工作，我感谢您还来不及，怎么会恨您呢？”
“你这样想就好。你回去告诉小廖，就说我同意她到你那里工作，老同志要支持年轻人嘛。不过，你可要好好帮她，她可不像你那么踏实，干事太毛糙，心也浮，还短炼。”
“我知道了。您想吃点儿什么，我来帮您拿。”我连忙点头，不想让处长犯老毛病，以免破坏和谐的气氛。我拿起一包点心，打开来摊在她的面前，又帮她倒了杯热水。
看见点心，处长的话题就转了：“小陈，你的心很细，我原来在办公室吃过这种点心，被你记住了？”
“是啊，这种点心口感比较好。”我顺嘴胡说，天知道我什么时候看她吃过这种点心。
正在这时，她同屋的病友回到房间。看到堆成小山似的各种食物，这位30多岁的大嫂快人快语，张嘴就说：“大姐，瞧你儿子多孝顺，买来这么多东西，将来我儿子有你儿子的百分之一我就阿弥陀佛了。”
大嫂的话让处长剧烈咳嗽起来，我连忙把水杯递给她，她喝了几口水才平静下来，眼角挂着泪珠笑着说：“你这个人啊，不搞调查研究就乱说，小陈是我的同事，我儿子能有这么好吗？”
“哎呦，瞧我这张嘴。小陈同志，你别在意，我这人就好满嘴胡说。”
“没关系的，从年龄上来说，您的判断没有错。”
“瞧这小伙子，跟我弟弟一样，会说话，招人喜欢。”
“行了，你赶紧找点儿喜欢吃的，把嘴堵上，别再遭践我们小陈同志了。”处长拿起床边的一袋饼干，顺手扔给了大嫂。
我心情愉快地起身告辞了。走出住院楼，一轮明月已然挂在天边，我点燃了一支烟，发现今晚的月亮比太阳还亮。
小廖的确是一把好手，她的加入用如虎添翼来形容书店的发展是非常恰当的。从她站柜台开始，到担任我的副手，只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这个漂亮的姑娘，浑身洋溢着用不完的精力，而且真如她所说的，干活不惜力。就拿包书来说吧，修长的手指被绳子勒得走了样，她照样干得比谁都欢。
有她的帮助，我可以从书店的日常管理中脱出身来，寻找新的发展项目。书店的自有资金超过了一百万，可以搞点投资了。在我和出版社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出书的整个过程，如果能抓住好的书稿，肯定是保赚不赔的。我认识的几个书商，都是这样发财的。我和小廖交换了意见，她赞同我去干，书店有她盯着就行了。
经过审慎的市场调查，我把投资锁定在日语讲座上。和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创造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奇迹。这个大和民族有一股子同仇敌忾的邪劲，把狭长的国土变成了生产畅销产品的大本营。伴随着日货在中国大陆的挺进，日语热日渐升温，终于酿成了一场学习风暴。各种学习教材大批涌现，但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还没有一家电视台开办日语讲座。我想起了当初我的书店销售北京电视台少儿英语讲座教材时的壮观景象，决定让历史的喜剧重演。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编辑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向我推荐了北京大学的马教授。马教授不仅是日语权威，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有一套日本人编写的《最新标准日语教材》。我带着小廖登门拜访马教授，一顿饭加上两万块钱，事情就搞定了。马教授在拿稿酬的时候讲，关键不在钱多少，而是看中你们是干事的人。他亲自担纲主讲人，率领几个弟子大干起来。天道酬勤，不到3个月，投资20万，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电视台开播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是在做梦，有10家印刷厂同时赶印教材，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书商踢平了我的办公室的门槛，订数像火箭似的往天上窜，10万，20万，30万……我担心自己要和这订数一起发疯了，每天无数次地问小廖，订数还长不长？每次小廖的回答都让我浑身发软，还在长，还在长！当中央电视台第一轮的讲座终于播完时，订数的增长速度才缓下来。小廖告诉我，订数停在了100万上。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小廖都不许进来，好好地算了一笔帐。把投资和全部开销除去，我净剩了300万。天文数字，让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的天文数字。挣钱竟如此容易，简直像在开玩笑。这一夜我失眠了，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我开着车，在北京城里疯转了一夜。好在我的车速比较正常，没和交警发生什么冲突。实际上我是希望出点什么事，以证明我不是在梦里。
突然到来的巨大财富，把我和小廖一起搞晕了。在我决定给小廖30万元奖金的那天晚上，我们在长城饭店喝醉了。第二天早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小廖赤身裸体地躺在一个被窝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如何躺在一起的，只觉得谁在和我们开玩笑。
“怎么会这样？”我问。身边躺着一个大活人，肯定不是在梦里。
“怎么了，老板？”小廖扭过头来问。
“我问的是我们怎么会躺在这里？”我的头脑已经清醒过来。小廖冰清玉洁的气质，娇美如花的容貌，是很容易让人动心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但她是我的同事，我的下属，再说她已名花有主，男朋友属于技术精英一类的人物，经常拎着提包走世界。尽管我的婚姻生活一团糟，我也没有过任何非分之想。
“很简单啊，昨天夜里你喝醉了，我就开了房间，和服务生一起把你弄到了床上。”
“开了房间，还和服务生一起？”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昨天夜里我是怎样醉倒的，只记得喝了不下3瓶红酒，我们由工作谈到家庭，谈到各自的爱人。我记不清楚我都说了些什么，依稀能够回忆起来的是小廖在烛光下飘飘荡荡，不远处的钢琴师正在弹奏着一首优美的钢琴曲。
“是啊，你那么大个子，我哪儿搬得动？”
“为什么不给我送回家？”
“我又不会开车。”
“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