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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子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孩子的身体和心灵，是他必须要履行的义务。”
“我很敬佩你，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将来结婚后，不打算要孩子。”
“我尊重你的选择，也祝你在国外有所发展。”
小廖抬起头，把脸贴在了我的脸上。我们没再说什么，紧紧相拥，在昏暗摇曳的灯光下，踩着忧郁的舞曲，送走了属于我们的最后一个夜晚。在分手的时候，我把存折递给了她，她看也没看就放进了手提包，说了声“谢谢”，就让司机开车了。
看着消失在夜幕中的出租车，我蓦然升起一种感觉，觉得小廖的离去将会把属于我的什么东西带走。
事实上，小廖把我的好运带走了。
老局长退休了，新局长上任。他上任没多久，就出台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落实到我的书店，就是取消承包制，我们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书店挣的每1分钱都属于了国家财产。我这个当经理的只能和其他员工一样，拿岗位职务工资。原来由我决定的员工工资、奖金、补贴标准等，都要由局财务处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我同时兼任《人才》杂志编辑部主任一职，所以给了我一个选择机会，拿主任职务工资还是拿经理职务工资都可以，但只能在一边拿，不能拿双份。我不在乎工资在哪边拿和拿多少，关键是不能这么随意改变。我已经签了第三个5年承包期合同，每年的承包费由当年的5万涨到了50万。钱不在多少，而在于机制。核定下一个准数，我干就是了，挣多了是我的，挣少了我认赔。把话说在明面上，把事写在合同里，其他的事就是我怎么干了。这下倒好，来个釜底抽薪，干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了。但有一条，单位保你的工资收入，大锅里面有你的饭吃。如此一来，谁还玩命干，只有瞎混日子了。
我把书店的营业时间调整了，上午9点到中午11点半，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下午是1点到5点。员工的精神状态随之懈怠了，图书销售额大幅度下降，奖金由平均1千元降到了不足100元。书店很快下滑到维持的状态。
《人才》杂志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当年我雄心勃勃地接过来，以为能够干成一番事业。我前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将杂志改成大16开的国际流行开本，增加了彩页，搞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杂志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眼看就要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编辑部的原班人马，一共9个人，在副主任的带领下，向我摊牌了。他们提出，杂志由他们来办，我只是挂名和出钱，需要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否则他们就集体撂挑子。此时，书店的业务发展正如日中天，我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来管杂志。他们要是走一两个还可以，全部撤退，杂志肯定要关张。我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要求，在文章付印前我要审稿，至于费用，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他们接受了我的要求，但钱花了很多，杂志却没有起色。在我的开销里，有编辑部每人每月1千元的奖金，这个数是局机关干部奖金数的5倍。钱大家拿了不少，活儿却干得不漂亮。有个编辑在底下曾对我说，大家都看你拿得多，所以没有积极性。这叫什么逻辑？自己已经拿很多了，还嫌别人拿得多，真应该让他们喝西北风去。新局长的措施下来了，他们的奖金被我一扫而光。我对各位编辑老爷说，什么时候杂志不亏本了，什么时候有奖金。不仅如此，我还把编辑费取消了，明明就是干着编辑的工作，还拿什么编辑费？新局长不让他属下的工作人员拿双份工资，编辑费理所应当砍掉。
副主任不闹了，他和他的原班人马一样，苦着脸准备过苦日子了。我对他们一点不可怜，机会来了不懂得抓住，老想着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机会错过去，天上掉的就是冰雹了，而且砸得你无处藏身。
杂志还要正常出版。新局长是从新闻口调来的，十几年前在编辑岗位上战斗过，因为编发过几篇有影响的文章，从普通编辑的岗位上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对印在纸上的东西情有独钟，上任没多久，就亲自视察了编辑部，来看望他昔日的同行。局长视察的时候我正好在外面，副主任没有通知我，却代表我接待了本局的最高领导。听副主任后来说，局长对杂志非常赞赏，他代表编辑部向局长表了决心，要进一步办好杂志，决不辜负局领导的期望。为此，他向我提出在本年度内给杂志增加50万元预算的要求。
“让局长来找我，我对如何进一步办好杂志有更多的想法。”我对副主任说。
“这怎么可以？局长已经跟我们谈过了。”副主任急了。他是一个50多岁的人了，长得精瘦，架着副无边眼镜，像个文人，却老耍商人的鬼心眼儿。
“那你们自己找钱去吧，我不会增加预算的。”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不能？钱是我挣的，编辑部我是第一负责人，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我向局长下保证？” 副主任被我噎回去了。这种小人，你不噎他几次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事实上，有个关系跟我不错的编辑已经在私下里告诉我，副主任在汇报工作时多多少少打了我的小报告，说我只知道赚钱，不懂得办杂志，杂志办成今天这个程度，全是他带领编辑部的一干人马干出来的。他的人生最大理想，就是把我从编辑部第一负责人的位置上踢下去，把他名头前的副字去掉。
我不怕他打小报告，也赞赏他的人生理想，只要他有能力办好杂志就行。问题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哭都不行。既然他向新局长作过保证，只好咬着牙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了。没有金钱的激励，各位编辑老爷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自觉地给自己减轻负担，编辑们减的负担全加在了副主任身上，他无处可说，无人可求，惟有用发疯一般的精神勇挑重担了。可怜他精瘦的身子骨，我担心他迟早会累趴下。
我意识到自己该抽身而退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从祖国的南方呼啸而来，想在商海中搏击的人都在跃跃欲试。我在单位的处境本来已是庙小和尚大了，突然又来了个冷面判官，不许这不许那，搞得人无所适从。
我对自己的小金库进行了清点，大约有320来万。这是我当书店经理10年攒下的辛苦钱，等于是用10年的生命换来的。我非常感谢当初那些错看了我的人，他们给了我此生一个难得的机遇，让我用10年的生命去换钱，使我彻底摆脱了贫穷的桎梏，可以潇洒地把所谓公家身份像废纸一样扔掉。
我把辞职信交给了局人事处，拉着赵胖子找个小酒馆交代书店的后事去了。赵胖子是在前年退休的，他把我这里当成了退休后发挥余热的第一选择。综合考察此人，我觉得他还是可用之人，除了圆滑和贪心之外，别的毛病不多。我收留了他，并给了他一个书店副经理的头衔，每月的收入是他退休金的5倍。老头儿被我的慷慨搞得屁颠屁颠的，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惟恐有哪点没干好而对不住昔日的下级。
要好了酒菜，我把辞职一事向他和盘托出，他吃惊得犹如遭了雷击，愣了片刻才说：“不会吧，你怎么会辞职呢？我不是夸你，全局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谁能干得比你好，你把我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他的话豪气冲天，像是为我打抱不平。
“赵经理，您别这么说，比我强的人有的是。我走是给人腾位子。”
“你的位子谁敢接？再说，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我可把后半辈子托付给你了。”
“赵经理，您这话我可不敢担当。我辞职后，要是实在没人敢接我的位子，我看你就挑头干得了。”
“我可比不上你，兄弟。说老实话，这辈子遇到你，真是我的福气。”赵胖子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谁比他官大他就服谁，不是口是心非的服，而是心服口服。
“赵经理，我肯定要辞职下海了。我劝您还是争一争我这个位子，如果上来的人和您不投脾气，走人的肯定是您，因为您是退休返聘的身份。”
“我行吗？”他底气不足地问。
“论本事您没问题，论关系您比我在行。实在不行，拿出点儿钱来，走动走动，我看这事就手拿把儿攥了。”
“行，兄弟，我听你的。”赵胖子的雄心壮志被我鼓动起来，两眼放光，频频举起酒杯，直到把自己灌糊涂为止。
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去过曾给我带来无限风光的书店。人丢掉一件东西比想象的要容易，因为只有善于丢弃才能获得更多。离开书店，我开过广告公司、科贸公司、文化公司，在商海中扑腾来扑腾去，算来算去，多少赚了一些，但是很累，令人越来越疲惫和厌倦，最后我下狠心把公司还给了工商局，带着300多万的本钱钻进了股市，边炒股边写作，过起了文人加股民的惬意生活。
儿子陈雨生是我的骄傲，这小子在童年时代就向我这个当爹的智力水平发起挑战，使我怀疑他上辈子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辈子还要干点儿什么大事。否则，他的小脑瓜里不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自以为博学多才的我，面对儿子寻求答案的眼睛，不知多少次感到无地自容。从他3岁开始，他就不停地为难我。
“爸爸，太阳掉到山后面为什么不会摔死？”这是他3岁时的问题。在他提问之前，我刚警告完他不要爬窗台，因为会摔死的。幼儿园的老师脸色煞白地告诉我，陈雨生小朋友喜欢爬窗台。他在的这个班是幼儿园的三楼，万一摔到楼外面去，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爸爸，风的嗓子眼在哪，你去把它堵上好吗？”这是他4岁时的问题。那天晚上，外面刮着狂风，他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让我去完成一件前所未有的英雄壮举。
“爸爸，电为什么不能有颜色？”这是他5岁时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告诉了许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