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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把1969年那次讲话当做我个人的讲话。它反映的是我的同学们的希望、价值观念以及志向。那次讲话充满着当你21岁时才会用的血气方刚的语言。但是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的是那些相同的希望、价值观念以及期望极大程度地影响并决定了我日后的成年生活。
我们强烈反对那些限制我们改造世界的能力的观念。我们看到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在本学院所受的韦尔斯利式教育激励我们努力去填补这个差距。于是我代表69届的同学们说道：“当前的挑战是实施政治主张，实现看起来不可能的事，这是一种艺术。”这仍然是对当前政治的挑战，尤其在愤世嫉俗成风的今天，更是如此。
当时我所提及的志向是：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气氛中为创建密切协调的生活而奋斗。我的意思是一种将个人在爱情与工作中的自我实现与承担更大范围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的生活。
毕业典礼和我的豪言壮语结束了。我直奔瓦班湖，从此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在那时，或许今天仍是这样，除了在海边，禁止在湖里或其他地方游泳，但是，我喜欢破这个例：我换上泳装，把衣服堆在地上，摘下我那可乐瓶底儿似的深度眼镜（就是你们在许多图片中和全国各地出版物中见过的那种），趟水走到湖心。
正当我欢快地游来游去，为自己挨过了一天而感到宽慰时，一个保安人员巡逻过来了，他把我的衣服和眼镜统统拿走了。可以想像得到，当我从水里出来后既找不到衣服又找不到眼镜时是多么吃惊。没了眼镜，我像瞎蝙蝠一样，只得摸索着，走回斯通·戴维斯。
总算我运气，那一幕没有老缠着我。在社会新闻栏人家可以写这么一个标题：“指点他人的女孩自己却迷失了方向。”或者更恰当一些，像一些小报可能会这么写：“泳女被外星人变成盲女。”
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我已不戴那种眼镜，而是换上隐形镜片，但我希望今天的视野会由于另一个原因而更为清晰：多年经验形成的洞察力。有机会和你们，尊敬的92届毕业生们一道回忆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更有一种回到娘家的亲切感，而且我也愿意更个性化，更有人情味。
韦尔斯利学院培育、激励并且引导了我，它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还有一种始终支持着我的价值观念。当年我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谈论建立一种和谐生活的挑战呢？
还有什么时刻比1992年春天更适合探讨妇女与其所关心的问题呢？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走遍了美国各地，和许多妇女进行了交谈：他们有的在挣扎着抚养子女，勉强继持生计；有的在同限制他们加薪升职机会的性别歧视作斗争；有的关注着自己以及家庭的保险金额的上涨；有的因离婚后没有足够的或根本没有子女抚养费而使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有的目前没有适合的工作，仅靠越来越少的福利为生；有的则因流产又将成为犯罪行为而极度痛苦。我们必须倾听这些妇女的心声，我们必须关心她们。
我也同妇女们谈到我们共同的愿望：教育子女，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医疗保健，保护他们不受正在日益上升的街道暴力行为的侵害。人们要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不进行消防训练却让他们进行实弹演习？做母亲的当然为孩子们操心，这是母亲的天性。
那些为孩子们准备好午饭的妇女、那些赶早班车去工作的妇女、那些在家长教师联谊会忙到很晚的妇女、那些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照料年迈的父母的妇女，她们不需要听政府关于道德标准的说教。她们不必听关于一个从来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正义或那样无忧无虑的理想化世界的宣传。她们和我们需要理解，需要人帮一把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的！我们需要实际帮助。我们大多数人正在尽最大努力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平衡———经济平衡和心理平衡。
在我看来，这个平衡是由家庭、工作和服务三部分构成。
首先是你的人际关系。归根结底，人们需要友情、友谊、社团，因为生活需要有个掩蔽处，而朋友和邻居，工作中的同事，教堂里的相识———不论何时何地你必与人们接触，总之所有的人都会触及你的日常生活。如果你愿意，也可选择互敬互爱的婚姻。我有许多朋友，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1965年我作为一名新生，从芝加哥郊区来到韦尔斯利。当时，学校和国家都正在经历着一段急速的，有时是动荡的变化时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感到，这是考验人的时刻，也是要求人发挥最大能力和作用的时刻；反过来，从我们到校的那一刻开始便对学校提出了要求，发起了挑战。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甚至不能同意在政治上看起来很正当的一声喝彩。直至今天，当我们出席校友会，你仍可听见我们喊：“1—9—6—9韦尔斯利喂，又一年，不喝彩。”
那时不常有什么值得欢呼喝彩的事情。我们成长在被梦想与幻灭支配的年代。我们梦想民权运动，梦想和平，梦想太空计划。而我们的梦想破灭始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使举国上下不和的越南战争加速了这个幻灭的进程。当然，还有贫困、种族主义以及绝望情绪。最可怕的莫过于绝望，那时它在一些市中心爆发成熊熊大火而且至今仍在燃烧。那10年，继“我有一个梦想”之类演讲之后便是“音乐死亡之日”之类的歌曲不绝于耳。
当马丁·路德·金被杀害时，我正在韦尔斯利校园里，我和朋友们戴上黑纱，满怀痛苦和愤怒，到波士顿街头游行———那种心情和你们许多人在得知殴打黑人青年金的警察被宣告无罪释放时一样。
在以后的几年中发生了许多变化，情况虽说有好转但是也有许多事情仍是老样子，或者变化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大，何况有些事情又变回去了。
每一代新人都会把我们带入新的领域，变化是必然的，进步却不一定。变化是自然法则，而进步则是对社会和生活二者的挑战，需要披荆斩棘，突破重重难关。韦尔斯利不仅确立了女子学院的重要地位，而且明确其教育宗旨为：培养一代有所作为的女性。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谈论对妇女们的那些挑战？还有23年前当我站在这个地方时，绝没料到过———更别说相信了———我会与一个叫比尔·克林顿的人相爱，并跟随他去一个叫阿肯色的地方。基于你们与我之间相差这么多年，我愿坦诚相告，我非常高兴当时自己有勇气作出这个选择。
第二点，你的工作。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这也许会与你们对所属团体的贡献相重合。而另一些人，将来或许不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我并不是指非自愿的失业）。但是，你们中大多数人会在生活中某个时刻去工作挣钱，也许从事那些过去没有妇女的份儿的工作，或者诸如养育、护理等职业，在这些职业中妇女仍是骨干力量。你可以成为公司高级职员或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你可以参加公职竞选；或是仅仅呆在家里带孩子———但是现在你可以作任何一种选择或所有那些选择，总之，它们可以成为你生活中的工作。无二“新我”的真正重大的时刻！
第八章 现代普罗米修斯妇女一、女权主义者？（3）
第三点，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许多年前我谈到的和谐生活的第三个因素：服务。作为学生，我们常常热烈争论每个人究竟应对社会负些什么责任，而我们反反复复地论证我们学院的拉丁箴言的真正含义———“不要为人所治，而要做治人者。”对于这个我当年辩论过也是我现在所相信的问题，我从剧作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哈维尔那儿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从狱中给他妻子奥尔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事情都是以超脱个人存在为特征的———超出‘自我保护’的局限———面向其他人，面向社会，面向整个世界……只有通过往外看，通过关心那些纯粹为生存而奔波的人，通过将你自己不断地投入到骚动混乱的世界，直到使你的话产生影响为止———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首先认识到我最关心的服务项目是当我还在法学院的时候，那时我在耶鲁大学医院和“儿童学习中心”与孩子们在一起，通过法定服务成为他们的代表。在那儿我的第一个暑假就花在为“保护儿童基金会”工作上了，“孩子们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价值”是我怀有深厚感情的问题。我的经历使我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而且我期望我的话对孩子们能起点作用。你们中一些人或许已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模式：艺术、环境、人权问题———不论它是什么———对许多人来说，既然它就在前面，那么就得承认它。
我所关心的是如何使孩子们有价值，我希望当我向你们解释原因时，请你们多多包涵。“美国梦”是两代人之间的一项契约。或者，如有人曾说过的，在为下一代打好基础后，前代人将留下钥匙给他们。我们通过爱孩子报答父母曾给予我们的爱———我们通过把机遇给其他人而报答给予我们机遇的社会。事情本应如此。但是，事实上，你们知道，事情并不是都这样。许许多多的孩子在经济上、社会上、精神上正处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前途黯淡，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未来不好。不论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儿女，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有必要制定一个切实的国民家庭政策以扭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里，那些绝对不可原谅的忽视孩子的现象。
如果你有孩子，你就必须对他们承担最高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