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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一九一八年，蔡元培为学生刊物《国民杂志》撰稿时写道：“让学生们承担国民的义务是《国民杂志》宣扬的观点。但是如果学生的职责仅仅是读书的话，他们又怎能牺牲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去承担平民百姓应有的义务呢？答案是：学生是被他们自己拳拳的爱国热忱所驱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似乎国家的前途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有一部分社会中坚把为国家服务视为己任。理解这种爱国情操并真诚地为国家强大而努力奋斗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学生不能帮助这少数爱国志士去唤醒麻木的民众，那又有谁能行呢？学生们宁愿牺牲自己所学习时间和精力来办好这个志在救国的杂志，他们的诚挚不能不令人钦佩。”显然，他肯定了学生的参与精神，并意识到在现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再来当隐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学生身上的朝气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动。
在一九二零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蔡元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有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企图通过学生运动获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为然的。而二十年代以后的学生运动，正朝着这个方向行进，最后到了用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的程度。先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咀嚼先生话里的深刻含意。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龙，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上，千名北大弟子为老校长执绋。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一九四九年之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五六十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一九八九年，北大有关方面还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动学潮的罪魁祸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北京大学里，居然人人谈“蔡”色变。有人企图创造出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极其精神的“新北大”。这种蝼蚁撼树的“努力”，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进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重要部分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体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做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物部门的干涉。
偌大一个校园，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这说明，北大已经离“北大”很远了。这也从反面衬托了先生的伟大——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那么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质彬彬的他依然令那么多有愧于北大、有愧于中国教育的人心惊胆战。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什么时候他不孤独了，什么时候北大就有福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尽管吸收了近代文化的气息，但更多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扑、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然而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