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缴城鹄锶ィ蝗⌒睦砩系陌捕ā５褂行┦渎月酝嘎冻隹嗌男木常纭拔圆】辔拮π罚耆瞬蛔鞲诫保坪踉谒担何冶黄煤眯量啵 �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份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办甚多。一九零八年，学部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两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理；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单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僵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惟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们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僵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泓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事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抒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像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