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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的大官们却连唐太宗的明智都不具有。他们热衷于印行自己的文集，连那些“今天天气好”、“同志们辛苦了”的讲话稿也次第收入，栉比鳞次，蔚为壮观。殊不知，这些“文集”很快被当作废纸运回造纸厂里。这分明是自取其辱的举动。这也是“高贵者”才拥有的愚昧。
九十三
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最开明的贞观朝，也强调不可逾越的出身、等级。诗书确实只是钟鸣鼎食之家才备有，可这样的“良家”所出产的子弟，大都是贾珍贾琏之流。而刑戮之家的后代，则永远背负着“红字”，沉沦在罪恶之中。文革时流行的血统论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对于高干子弟来说，自然认同“老子英雄儿好汉”；相反，“五类分子”的子女全都是混蛋。遇罗克为破除这一“真理”，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所谓“文明古国”，从另一角度看，亦是“野蛮古国”。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印度，至今还盛行种姓制度。
九十四
太宗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四十，然后依法”。
保护人的身体，说明文明的进化。先有对肉体的尊重，才有对灵魂的尊重。
九十五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高识传》。我想，这本书也许能治治当代人的迷狂。傅奕精究术数，最终发现术数全是一派胡言。他破除了好些西域僧、婆罗门僧的骗术。大概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吧。
令人好笑的是，八十年代写《新星》、鼓吹改革的柯云路，九十年代却摇身一变，成为“特异功能”的痴迷者。更令人可悲的是，“水变油”、“气功救国”一类的骗术，居然骗倒了不少领导人和科学家。
九十六
大将侯君集马病，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官场纵横捭阖，究其精魂，脱不了一个“谄”字。谄人是一境界，如宋代寇准为相，饮宴时长须上沾了汤水，在一旁的丁谓立刻趋近为其擦去，“溜须”遂成一典故。谄人之犬马又是一境界，如赵元楷之流。但赵的谄术不太高明，给御史看出来，给参了一本、降了一级，偷鸡不成反折一把米。“无形之谄”方是最高境界。睁大眼睛多看看我们的身边，从蛛丝马迹着手，还是能看出一二来。苍蝇蚊子不绝，善谄之人也不绝。
九十七
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愈公。”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不久，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世民是最英明的皇帝，但在李世民手下办事，脑袋搬家的可能依然很大。看前面半个片断，让人如坐春风，鱼水情，暖人心。看后面一段的对话，则如处喜玛拉雅山顶，心冷如冰。李世勣亦是高人，受诏之后“不至家还去”，得保全首级；
李世民所谓“为社稷，非为卿也”，说的是大实话。社稷是他一个人的社稷，是他和他的儿子的社稷，与苍生无关。李世勣啮指出血，出的是真血，非出血不足以体现他的“忠心”，非“忠心”无以保命。
我又想到刘备白帝托孤的一幕，史家写得多么感人呵——刘备说，汝可取阿斗而代之。而诸葛亮说，即便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新君。这一幕动人的场景后面凶险绝不亚于鸿门宴。我猜测，帷幕后一定埋伏着甲士，若诸葛亮神色稍有差异，刘备必定呼出将其杀死。
史书前后往往自相矛盾。矛盾处，真理浮现出来。
九十八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忍”字是有参差之势的：在庞大的封建家庭里，是青年人忍老年人，忍受老年人的苛责、压迫和束缚。在巴金的《家》中，我看到了年轻的觉慧怎样“忍”——以至失去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爱情、自己的生命。“忍”是一个可怕的字，它要求人们为了“和谐”的目的泯灭自我。它使整个民族的少年都早早地“老成”了。它是青春的死敌。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进步便是大家庭的解体。青年一代再也无须“忍”字当头了。可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又有最新研究成果：还是宗族、祠堂好，它们既保存了亲情又维护了稳定。
九十九
渭南尉刘延 ，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勣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得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李勣即李世勣，避太宗名改为李勣。他是个老滑头。武则天谋求为后，高宗召群臣议，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强烈反对，均遭贬斥，最后被安上谋反的罪名杀掉。独有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想咋办就咋办，何必问臣下呢。因此得以平安过关，还受到武后的恩宠。
这里，他对刘延 的教导当属经验之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个扼杀天才、追求平庸的国家。尤其是天才与年轻的结合，往往被视为不祥之兆，早晚杀身之祸会上门。而昏庸的老人们安然地主宰着日晷，让日晷永远停留在黄昏的时刻，拒绝黎明的到来。
一百
卢承庆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晋魏的品评，倒是风雅。但我认为，这种品评只适合于文学人物。若在考查政绩上，也使用这样的标准，未免张冠李戴。我假设那位被考的官员是个弱智儿，他的表现自然是无言语也无喜怒哀乐，那么仅凭这点就能获得上官的敬重吗？那么，上官显得更加弱智了。
道德、度量的高低靠装傻的能力的强弱来判断，简直像电影公司招老演员。我不认为被卢承庆连升两级的官员会是个“能吏”。
一百零一
刘晓上书论选，以为：“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放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刘晓对文章取士的批判大抵是正确的。把政事处理得一团糟糕者，大多都是文章写得好的才子。福柯在分析教育制度时指出，“每一个教育体系都是一种用它们带来知识和权力控制或改变话语规则的政治手段。”
但刘晓也有两个误区。一是泛道德化。其实道德比文章更靠不住。东汉靠道德取士，有的人为获得“孝”的美名，躲在放有父母棺材的地下室里，自称与一切欲念断绝，一心尽孝道，地方官十分感动，举为孝廉，推荐做官。后来才发现，他在守孝期间还是生了一大堆儿女。可见本能压倒道德。伪道德比空洞无物的文章更让人讨厌。
其二，刘晓批评人们“好名”。然而谁不好名呢？我以为这是人的天性，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名声，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人人都不好名，人们所做的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刘晓自己又何必上书呢？
一百零二
武则天广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来俊臣、周兴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
一个靠告密者维持政权的时代，必然是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同情、怜悯、关怀、温情、信任全都湮没了，只剩下恐惧、怀疑、阴郁、冷漠、紧张充满人的神经。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斯大林时代，告密者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于是，那些想表达的知识分子、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没法在这样的空气之中生存。
鼓励告密等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再想将魔王收回来已不可能了。鲜血会淹没刽子手本人——周兴、来俊臣辈最后还是被武则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又想起苏联历史上的若干特务头子，除了捷尔任斯基以外，几乎没有能得善终的，而且死得一点也不比被他们杀害的人舒服。
一百零三
武后当权时期，酷吏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瓮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