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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一
禁州刺史李藏用平刘展之乱。其牙将高干与之有怨，诬其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上级验之，藏用将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被引出斩之。或谓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
在孙待封这名低级官吏的身上，我发现了久违的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孙待封对“反”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这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千年动乱中所发生的好些事情。孙待封的选择是刚毅的：“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这样的人，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一百三十二
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人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统治者从来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在他们心目中，人确实比不上马。将校们杀死邓景山，乃是他罪有应得。他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别人当然也不会将他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
我们的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依然是没有对生命起码的尊重，这样的文明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一百三十三
唐代宗大历四年，回纥皆环董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胡注曰：此晋使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全谢山曰：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
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骨子里是个偏狭的小人。这则记载出自他的手笔，从中可看出他的文笔有多么恶劣。当时回纥强唐室弱，且以董晋之庸，何能让回纥环拜？除非有郭子仪的才干和人品，方能让回纥敬畏。韩愈以文媚人，以文编造历史，罪莫大焉！这样的行径，与他写谀墓之词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一百三十四
唐武宗会昌五年，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
会昌五年，即武宗毁佛之年。一面毁佛，一面崇道，统治者的技止此耳。《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至理名言也。
武宗政绩平平，而尊号却堆砌了一大堆美妙、宏大且威严的形容词。我的读法是：所谓尊号、庙号、谥号之类的，先“译”为反义词，方能读出真相来。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我深以为然。
汉语是一种必须“翻译”的语言。“翻译”的过程便是一层一层地剥去充满油彩的京剧脸谱的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读书人都不知道读书要“翻译”，结果书读得越多脑子越糊涂。在清末的中法战争中，退缩不前、逃离前线、以致滇军大败的云南巡抚唐炯，被下刑部狱治罪。他在狱中居然还读书作诗，并有“已空万念仍忧国，末了残生且读书”之句。若不知他劣迹的人，大概会以为他是文天祥、史可法一流的人物。他虽然身陷牢狱，依然在诗中忧国忧民，难道不是一个忠义之臣吗？
所以，我再三强调对中国文字的“翻译阅读法”。
一百三十五
唐代宗时，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颜真卿上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皇上将“自掩耳目”。然而，他却被以“诽谤”罪贬为峡州别驾。高明的独裁者，并非公开不让人说话，而是建立一种制度，让你说的话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因为说了真话而使自己受苦受难。
我想起现在的“检举”来。我看到过太多的检举者落到被检举者手里、检举者受到被检举者残酷打击报复的报道。美国“水门”事件中的两个小记者为什么那么勇敢？为什么他们敢于挑战总统？因为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百三十六
马璘为节度使，段秀实为其部将。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璘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善其议，竟杀之。磷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璘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实而谢之。
千载而下，我仍为段秀实的铮铮铁骨而折腰。一部《通鉴》中，像这样的人物确实太少了。有几个中国人会拼死捍卫“法”的价值呢？
同时，我又感到几许悲哀。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法的落实只能靠人的品质。而人的品质却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段秀实的所作所为，如果在一个法治化的社会里，仅仅是一名普通法官应有的反应。然而，他却因而名垂千古，幸耶，不幸耶？
尊重法律，尊重人的生命，这样的人方能受后人的尊重。
一百三十七
剑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剑南，厚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数戒其骄暴，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
严武就是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时的庇护人。在杜甫的笔下，他俨然是勤政爱民的青天大老爷。为什么这样大的反差呢？因为严武是杜甫的衣食父母，是他的恩公，给他官做，给他草堂住。杜甫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无独立的政治地位，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人格。“诗史”之说，该打个问号。
严武之残酷，令他的母亲也心惊胆战。常人呢？那些在他的治下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任何保障的老百姓呢？读至此，我为蜀人悲。蜀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如同一块奶油蛋糕，苍蝇哪会嗅不到它的香味？从严武到张献忠，这些鲁迅所说的“猛人”残酷地屠戮蜀人，何尝把人当人看？蜀人的富有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不然，他们为何一方面对财富怀有刻骨的仇恨、拼命毁灭财富；一方面又如饥似渴地掠夺财富、享用财富？
严武的母亲同样不是什么伟人——史书企图把她描写成有先见之明的女巫。我却认为，她考虑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命运、害怕的不过是遭到“报应”。在她的逻辑里，只要自己能够免于沦为“官婢”，儿子的罪过便可以一笔勾销。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官太太罢了。
史书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出来，她们的出现，让我们减轻了对严武们的痛恨。这是御用文人们的伎俩，他们说：统治者中也有好人，也有观音菩萨。该不该相信他们呢？
一百三十八
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以为瑞；常兖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 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
相信“符瑞”一类的玩意，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习之一。从朱泚、常兖之流的唐代高级官员到以柯云路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以及像家中供满佛像、财神、关公等三教九流的神仙的贪官、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这些人一直对此痴迷不悟。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在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想象力？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原来中国人的想象力都耗费到了捏造“符瑞”上面。于是，在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方面的想象力就很薄弱了。
将自然现象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这种思维到底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我欣赏崔 甫的独立见解以及他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勇气。但是，他的思路依然是朱泚、常兖的那一套，只是掉了个儿：朱、常以为“祥”，崔以为“祸”。实际上，那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而已，与政治的好坏无关。
一百三十九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
皇帝爱“面子”，为手下人大开行贿、收贿之门。腐败与文化紧密相连，“人情味”越浓的国度里，腐败越猖撅，如意大利、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与“人情”水乳相融的腐败，想清除非一日之功。《通鉴》接着写代宗为消灭此种弊端，对一名受贿的太监邵光超杖六十而流之，于是腐败便消失了。这可能么？反正我不相信。制造病毒的科学家，后来往往丧失对病毒的控制。晚唐政治日渐败坏，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们的一言一行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形成的。刚加完油，又去浇点水，火能灭吗？
代宗为什么纵容腐败呢？代宗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统治逻辑：他让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败，都有斑斑劣迹，他就能够把他们都控制在手中。谁不听话，他立即以腐败的罪名严惩之，让宦官和大臣都无话可说，而老百姓们，哪里知道宫廷斗争的内幕，他们听到腐败官员被治罪的消息，都会打心底里赞赏皇帝的英明。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0）
一百四十
及安史乱后，法度松弛，大臣、将帅、宦官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