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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四个字呀！
一百五十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咸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司马光是个典型的“酱缸文人”。他居然正义凛然地责骂淮西民众“犷戾”、“过于夷貊”。老百姓有什么错呢？他们难道有权利填写选票选择统治者吗？对他们来说，藩镇与皇帝一模一样，同样凶残、同样歹毒、同样冷酷。而司马光却认为“正统”高于一切，在藩镇的统治下就是低一级的“伪人民”。这是一种奴性十足的价值观，如同一个庄园的奴隶心满意足地跟另一个庄园的奴隶炫耀说：“我的主子比你的主子对下人好！”
由这样的史家所创造的“史官文化”，水分究竟有多大呢？穆勒说过：“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首先，司马光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其次，因为他掌握了言说和书写的权力，他又是千千万万个精神侏儒的克隆者。
一百五十一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买卖官位，受害的最后还是人民。买官者贪心不足蛇吞象，上任伊始，拼命敛财，俗语形象地称之为“鸡脚杆上也要刮下一层油来”。时下报章披露的若干起买官卖官的案件，手段之恶劣、敛财之迅猛、数额之巨大，怕又要让古人咋舌了。
一百五十二
文宗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司马光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处也，所以人君只要做到分辨忠奸就行了。这样，他把制度问题置换成为道德问题。只要提高人君的辨别选择能力、提高臣下的道德素质，似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导致结党营私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即使是组织极端严密的纳粹德国，其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大小派系互相牵制、争斗、合作，共同组成专制国度的宏伟大厦。这与道德之高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由其本性决定是多疑的，把人们之间的分裂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好保证，它通常尽各努力将人们保持在分裂孤立的状态。”所以，文宗的内心其实是认同朋党的，朋党之争愈激烈，各方愈是要向皇上献媚，由皇上来充当最后的仲裁者。这样，皇权不就越来越巩固了吗？
消灭朋党，道德教化是一剂毫无用处的药。民主体制的建立，是朋党自然消亡的前提。专制主义体制下，朋党如四大家族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互相之间是血肉的联系，一旦站错了队，一辈子的前程便泡了汤，还可能丢掉身家性命。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1）
一百五十三
文宗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访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害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已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增。
史官渲染这一动人的情节，是想说明：皇上不是青面獠牙的吃人怪兽，而是个“心太软”的好人——他也像常人一样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位“心太软”的皇上，却向宫人、倡优发泄自己满腔的愤怒。皇上一愤怒，十多人就人头落地了。皇上永远是对的，永远能找到替罪羊。即使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是“受蒙骗”而已，皇上自己是没有错的。
皇上心软或心硬，与极权体制无涉——体制永远是一块僵硬冰冷的大理石。
一百五十四
唐文宗太和七年，杜牧注《孙子》，为之序，以为：“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中国的教育，传授的大半是“大而无当”的知识。《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众多“百无一用”的书生，“百无一用”却瞧不起井市间“术业有专攻”的专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杜牧“不务正业”地注释《孙子》，所得何者？于事无补。中国的大部分文人就在注释几部破经典中度过了一生。
一百五十五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待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皇帝拥有天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心中的神。但在宦官的眼里，皇帝却是愚昧的木偶。《中庸》里记载孔子的名言：“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存四海之内，宇宙飨之，子孙保之。”孔子从理论上确立了“家天下”的合理性，而“家长”有半数以上是昏蛋。于是，聪明的太监“总管”便掌了权。许多朝代，皇帝本人也是可怜的被愚弄者，他们的愚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爱默生曾感叹中国的政治制度说：“一系列严肃的没完没了的穿襻儿鞋的皇帝，他们生是一样的生，死是一样的死。他们统治着无数的动物，在一个欧洲人眼里，这些动物并不比同样多的绵羊的脸更好区别。”
中国的朝政可以简化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太监愚弄皇帝，一种是皇帝豢养太监放出去咬人。总之，主角就是皇帝和太监。我欣赏穆勒的名言：“一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文明的精华，体现在太监们身上而不是儒生们身上。
一百五十六
宣宗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复人，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宣宗有“小太宗”之誉，似乎是个聪明人。但宣宗朝恰恰是晚唐由硬撑转向崩溃的关键时期。宣宗是个失职的医生，没有发现他的帝国已经患上了癌症。他的勤勉和他的博学都改变不了帝国的命运。这位能干的皇帝对于将崩塌的大厦而言，仅仅是一颗无用的铁钉。改一个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无知的史家津津乐道而外，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宣宗又不是批改学生作业的汉语教授。
皇帝超凡的记忆力，倒是收买人心的好工具。在一个“奴在心者”的国度里，奴隶的姓名要是能被奴隶主记住，奴隶就会感恩戴德、热泪盈眶：“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呀！我多么有面子啊！我再不努力为主子工作，还算是人吗？”我读某些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发现有相似的情节：某领袖在会议或其他场合上，一下子认出这位知识分子来，走上前来招呼、慰问、握手。于是，这个知识分子顿时受宠若惊，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领袖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还不停地如祥林嫂般将此“恩遇”向无数人讲述，并终身难忘（甚至写进回忆录之中）。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如同在黑暗的路上误踩了一堆粪便。
面子、权力崇拜、皇帝的记忆力，是专制社会这尊巨鼎的三足。
一百五十七
宣宗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专制体制的中坚力量便是李行言之类的“官方屠夫”。皇帝最赏识的就是他们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尽杀之”三个字的背后，是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呢？而这些生命所换来的则是李行言一身的“金紫”。
不尊重个体生命，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生命的文明，绝非“灿烂”的文明。《通鉴》以肯定的笔法来写皇上对李行言的提拔。皇上有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要不，他怎么会有“小太宗”的美称呢？当杀戮被允许、被鼓励、被合法化之后，杀戮者便心安理得地挥起屠刀，被杀戮者也认命地伸出脖子。白须飘飘、温文尔雅、焚香弹琴的新儒家大师们，也许还会为杀戮的场景吟下一两首绝对合乎格律的诗句来吧？王阳明大师当年能在升堂时发签砍人头，在退堂时翻书谈心性，这便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是否尊重个体生命。一个草菅人命的国家，“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的面纱。爱默生认为，对普通个人生命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我曾读到一则新闻，美军为营救一名降落在伊拉克的飞行员，动用上千架次的飞机，耗资上千万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