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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李长江、任援道、孙良诚等伪军活动，意义不大的，也不报。汪精卫和日方条约性活动，待有结果再报。关于日方用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条件诱降阎锡山的事，拖拖拉拉，至今无结果。今后，阎锡山是继续跟蒋介石，还是投靠汪精卫，他还在对形势作观望，他有两万人驻地处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内，想借日军力量把他们接出来，没有那么容易。日本人不是傻子，不会先为他的两万人去流血。看来事情还要拖下去。即使有了结果，意思也不大，无关大局，停止，不报。关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已处危境的情况，暂不通知汪敬远，这位老弟性子特别急，以免引起他波动。“不合适吧？”张明达插话说：“这不报，那不要，汪敬远会问，我干什么？”“注意应变联络。”李得森说。“那样，他一定又要问，应什么变？你能不对他说日本同志的事？”李得森点头同意：“有道理。可是。。这事我亲自办。研究第二个，郑百千。”
郑百千是汪伪政府博物委员会主任的二公子，在师范学校当讲师，他的力量放在文化战线。以前报过张资平要投汪当汉奸，提请领导上警惕他投敌后，在知识分子群中可能产生的坏影响。现在张资平投敌已成事实。最近延安传来消息，毛主席已经给他戴上汉好帽子了，有讲话纪录为证。他翻不了身，影响不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告诉郑百千，文化战线的调查停止。某些知识分子动摇性大，准要当汉奸，由他们当去，我们也拦不住。国难当头，考验每个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另外还要通知他，以后有重要情报，也只口头面谈，不许他再长篇大论的写那些书面报告。对他也要把面临情况的严重性讲清楚，要他勤联系。
第三个，从郑百千带出个无锡的邱麟祥来。
邱麟祥的家是隐蔽点之一。他在无锡南门外开个米行，兼个小学校长，从他家向南走半天就可到苏南根据地边缘区。他不在南京，危险性不大。他由郑百千联系，叫郑百千通知他，叫他通过亲友关系，开辟一条从他家到苏南的临时交通线，要绝对安全，万不得已，由我们想法把西里龙夫他们送出和平门去上火车，在无锡下车。
“那样走路程太远，”张明达又插活：“走半天，还要带着他的夫人，不如往北，上火车轮渡过江，奔六合，很近就是游击区。”“是啊，还要带他夫人，怎么把他们送出和平门？”陈一峰沉思着说。难题又回到日本同志身上了。而且，即使把他们送出了和平门，或者也过了江，到了根据地。那时候交给谁？谁接受？上海情报科是直属最高层的绝对保密单位，在党内也绝对保密，谁泄露了，都要受纪律处分；在党外，哪个人知道这单位？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没有上级的部署，随你多么周密的计划方案，要送日本同志去根据地，全是空话。最后，三人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的嘴，我看他的口，他看你鼻子底下那个能说话的东西，看它说什么。归根到底，只有也只能执行“等等看看”的指示。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中西功又次拜访了他在宪兵队的朋友，谈话间，他发现，这位朋友对他过分地客气，看得出，他明显地在恪守着一种分寸。绝不涉及宪兵队内一点情况，更不提及中西功该不该离开上海的话题。好像他根本未向中西功透露过北平宪兵队给上海宪兵队电报要密捕他的事。
两人互相道别时，这位朋友仍是那么客气有余。中西功挑眉凝思：这位朋友开始回避他呢，还是另有蹊跷？他满怀疑惑地进了“满铁”他的办公室，翻出新到的各种内部密件阅读。
以便了解当前日本国内形势对他自己安危的关系。但是，这些密件，虽然也有军事方面的，大部分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凭他的经验，很快看出，太平洋战争后，不到两个月，日本船只损失惨重，粗略统计一下，便近60 万吨。忽然，一条“代电”吸引了他：“关东军组成6 个军”，其中的两个驻扎地，更令他注意，一个是安东，另一个是牡丹江，这不是北攻苏联的态势部署又是什么？从牡丹江东下到达绥芬河，直取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和符拉迪乌斯托克（海参崴），然后沿铁路北上曼佐夫卡，再沿兴凯湖东岸，直取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解冻以前的初春季节，这片沼泽地是理想的行军路线，并且，他还注意到一条“内阁密讯”称：“政界有人建议，大东亚圣战应以占领新加坡作为一个行动段落，停止使用武力，与美国认真谈判一次，取得谅解，缔结个某种协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至少可以认为，日本在解冻以前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很大。
他决定约老吴面谈一次。
他正要出门，程和生进来了，神色有点惶急。
“先生，宪兵队叫我们搬家。”
“唔？”
“银行二楼，我们调查班的房子，进去五个宪兵，限令我们立即离开那里。”
“他们没说为什么？”
“没有，只是命令我们立即离开。”
“说话语气凶狠吗？”
程和生想了想：“不客气。”
“带有危险迹象吗？”
“没看出来。”
“唔。”中西功思忖片刻，轻声说：“立即撤离那里，一周之内，除了你和倪之骥，其他人谁也不许再露面，一律隐蔽，你俩仍旧是我的雇员。”
程和生答应一声，转身出门，中西功又拉回他，低声说：“请老吴考虑，我要见他，时间地点由他决定。”
吴纪光和中西功在四马路一家小菜馆见了面，两人都是一副消闲神气，一瓶法国白兰地，四小碟冷菜，整整消磨了一个下午。
开始，吴纪光听程和生说，宪兵把“特别调查班”撵出了交通银行，估计中西功要和他研究特别调查班的存留与否和他的去留问题，对于这件事，他已经考虑了个意见。形成这个意见的指导思想是去年11 月下旬中西功由东京回来后，他向“小开”汇报关于日军南进的开战日期那天，在谈到是否安排中西功“向西去”的问题时，“小开”对他明确说过的那段话：“上海情报科这个阵地不能轻易放弃，因为这里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远东的前哨，是我们监视日本这个战争恶魔意欲把世界大战扩展到东半球的晾望塔；你们这个情报科是由党长期建设起来的、隐蔽极深的、精明强干的战斗组织，特别在现时，你们是无可替代的战斗岗位。明白地说，把这个阵地交给你们，你们就得守住，而你要勇于负责。”那就是说，“小开”要求于他的，首先是怎样守住这个阵地。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能撤离这里。
未料，中西功所谈的，根本不是什么撤离问题，而是来汇报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动向。他先从日本陆海两军的矛盾谈起，继之谈到这种矛盾可能产生的行动分歧，就是关东军在春季解冻前发起北攻苏联的可能性，现在，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扩大。他还特别强调海军虽然初战取胜，但是造成的舰船损失，已经使他们陷入只能取守势的地步。日本政界有人提议以占领新加坡为一段落，再和美国谈判，签个什么协定，就是这种处于守势的说明。在这个新形势下，陆军会乘机显示一下，在国内政界争取（或者可以说是巩固）自己的地位，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北攻苏联，在当前还有个和德国呼应的作用。日本占领越南，在上海进驻法租界，遭到了贝当政府的强硬抗议，如果北攻苏联，可以收到通过希特勒对贝当施加压力的效果。
关于这个大问题，吴纪光只能认真地听他阐述，然后去向上级汇报。
最后他们也谈到宪兵队把“特别调查班”撵出交通银行的事。中西功说，从几方面观察，日军和宪兵都没发觉“特别调查班”有什么可疑。他们只为自己的方便，不把“满铁”属下一个小机关放在眼里，“特别调查班”倒正好趁此机会转入隐蔽分散活动。至于程和生和倪之骥两人，仍以雇员身份继续公开活动，坚守阵地。
吴纪光非常满意这个安排，两人又探讨了以后活动的注意事项，便分手。始终没谈中西功是否向西去的问题。
1942 年江南的梅雨季节比以往哪年来得都早。雨，紧一阵慢一阵，不管人世沉浮，只顾下个不停。田野一片茫茫，城市泡在水里，整个江南看去悠闲宁静。人们无事不上街，上街得撑把油纸伞。
日本兵不带雨伞，他们穿粗呢军衣，据说隔水防潮。到底什么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帽子上左右挂下两片布，原是为在北方防风沙而设计的，现在用来挡雨倒也合适。脚下的高筒皮靴经水一泡，在杭州城街青石板路上走起来也没有了那威武的“咔咔”响声了，只听得“咕兹”“咕兹”一片乱响。他们有的痛恨中国人在这种连绵雨天里可以躲在青砖瓦房里不出门，消受清福。有的羡慕中国人不征兵，愿意当兵自己去，不愿意当兵在家里呆着。尤其那些应征新兵，扛着步枪在雨水中东张西望，他们听说过中国人把杭州叫“天堂”，天堂原来这个样。
“雨西湖”，是杭州一大景观。现在岸边挤满日军兵马，空酒瓶和罐头盒散落在岸边湖面上，随着大雨敲碎的水面跳动。湖上一片白雾，能见度不过百公尺。怎么看怎么叫人伤心。
侵华日军13 军，自接到担当打通浙赣路主力的命令后行动迟缓。直到北方部队南下助阵才算振作起来，5 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在大雨中行进，火车、汽车，还有那些倒霉的马拉铁轱辘运输车，走着走着便陷进泥水里，越陷越深，一辆运输车得派十几个步兵跟着走，忙碌10 多天，各部总算布置停当。5 月15 日，两翼从余杭和奉化，开始攻击前进。16 日，杭州司令部得到报告：国民党军在新119 昌、诸暨顽强抵抗。
消息传到13 军设在上海的“藤”“樱”两情报机关——“藤”和“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