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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程和生到杭州去已经快一个月了。不见回来，也没听到什么消息，说明太平无事。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每上火车，穿上制服，戴上臂章，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心里还喃喃自语：
“咳，本来就没事！”又轮到他去上海了，一早，穿戴整齐到“中央社”去取稿件、公函，出了八条巷口，不意陈一峰斜里迎来轻声对他说：“我有信，给我带发。”“是，先生。”他明白，陈一峰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于是，到编辑部和收发科转了一圈，该拿的拿了，该取的取了，该带的带了，上楼去见陈一峰。在楼梯口，女打字员从打字室门里向他招手。“张明达，进来进来。”“干什么？”他警惕地笑着走进屋去。女打字员亲热地拉住他的胳膊：“托你点事。”“什么事？”他更警惕了，因为这位打字员是出名的“见人粘”。“上海先施公司二楼卖‘凯司米，香水，给我带瓶来。”“钱。”他向她伸出手，笑着。“真小气。”女打字员拍了他的手一下，同时向他一撇嘴，送上妩媚的一笑。
她常用这种表情托人从街上给她带东西，凡是给她买来了，她总是操着上海话说声：“谢谢侬”就算完事，倒是好像那个人特意送礼讨好她，她只好勉强收下似的。因为她在打字室，有一段时间，陈一峰提议利用她做点工作，说有些密件，可以方便到手，张明达坚决反对，说此人素质不好，有什么密件他和日本同志拿不到？再说情报站是绝密，不准轻易发展人，而且提醒陈一峰：“你可不要被她‘粘上了’，”陈一峰“哈哈”大笑，拍他一掌：“你想到哪里去了？”
现在他给粘上了，得赶快甩掉她：“好吧，小姐，那您先借一点钱给我，我一定如数还你。”张明达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一定要还的哟！”女打字员掏出小钱包，拿出两张军票，捏在于里，对他晃一晃：“够吗？”“我看够了。”他说。“一定要还的哟！”“一定还。”“凯司米！”“记住了。”他接过军票，向她调皮地一笑：“小姐，你知道‘凯司米’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吗？”
“该死了你！”女打字员嗲声嗲气嗔怒地举起手在空中向他扇一下。张明达笑一笑转身出屋，却听见她又叫一声：“回来！”张明达又回身，她向他招手：“靠近点。”“干什么？”“有话跟你说。”
张明达侧过头，送给她个耳朵。她探起身，靠近他，轻声说：“听说了呜？西里龙夫是共产党！”张明达大吃一惊：“胡说！”“你也不相信，是吧？我也不信，他一个日本人，怎么是共产党呢？”“别胡说八道，这可了不得。”张明达正色劝她：“传出去，人家要怀疑你。”她害怕了，埋怨道：“我对你好，才给你说嘛，别不知人心嘛！”“好了，好了，好了！别乱说话。”张明达向她摇摇手示意，忙出门。
心里“嗵嗵”地直跳，进了陈一峰办公室。陈一峰脸色阴沉，见了他，劈头就问：“看病去了没有？”张明达说：“没有。”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被捕了。”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陈一峰向他一摆头：“快去吧。”他当下明白；急忙出门下楼，出复兴路125 号，回八条巷自己的屋，脱去制服换了装，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诊所。李得森不在家。张敏告诉他：“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然后向他证实：“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我们怎么办？”他问。“等着吧。”她说：“该于什么干什么，等他回来再说。”张敏是个小学教员，举止言谈恬静文雅。到南京站来，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建立起南京站，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我们失误了。”张明达恼恨他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怎么交待！”“我们只能如此。”张敏低声说：“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我处理的，老李带去了，今天你到上海，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程和生叫我等他。”张敏想了一阵，轻声说：“也好，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着，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张明达去了上海，当晚宿在阔行路自己家里，家里人说：“程和生没有来过。”第二天回到南京，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老李却还役回来。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张明达问张敏：“会出什么意外吗？”“不知道，反正我在这坚守着。”她说。“那当然没有问题。”张明达横眉仰头：“但是听不到消息，憋死人！”是啊，在公开战线上，敌情不明的时候，令人着急，难下决心。在这隐蔽战线，情况不明，尤其令人不安。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他大大松了口气，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按部就班，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他的心稳住了。
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他到老李桌前坐下，轻声问：“怎么才回来？”
李得森起身去洗手，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一条毛巾。老李回到桌后坐下，半天不说话，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便单刀直入问道：“出了什么事？”
“哪能老出事！”老李故作平静。
“见着啦？”
“见啦。”
“怎么决定？”
“暂时不动，坚持，原地不动。”
“还有呢？”
“如果我们立即撤退，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
“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
“不错，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车子突然刹住了，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两人沉静片刻，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就这么干等着？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
李得森没有回答，脸色很难看。
“怎么？吵架了？”
老李仍然不声不响。张明达明白了，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
“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
张明达不觉惊问：“程和生呢？”
“没有消息。”
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说道：“事已至此，只能是这么办了。应该说，领导上这个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正确的。当然，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我们南京站，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我是站长、书记，没得说的，叫我上刀山，我眼睛不眨。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就是现在转移，也不能拍拍手、掸掸灰，说走就走啦。得安排掩护职业，得改名换姓，得找妥关系，哪点安排不当，一旦出事，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
张敏急忙制止他：“看你说了些什么？”便转向张明达道：“回来就这个样子。”
李得森把大折扇“哗”地一声打开，扇了两下，又“哗：’地一声折起，往桌上一摔，突地站起，冲动得脸红脖子粗：“现在几个地方都出了事，情况这么紧急，剩下我们这个南京站，还要我们在这等着。”
张敏向他正色喝道：“你冷静点好不好！”
李得森焦躁地左转右转，像寻找什么，不响了，张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捡起来，往桌上一拍，转身走了。
过了一阵子，李得森才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就这样，六六天来，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等着吧’。”
张明达无话可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等就等着吧。他希望有转机，但是他干过武装，知道什么叫阵地，内心里便打定主意，准备牺牲。回到八条巷，
重新把自己房间里的每件东西检查了一遍，床上席下，桌子抽屉里，到处翻个遍。除了“中央社”的印刷品而外，一张可疑的碎纸片也不留，任你什么宪兵特务翻找去吧，墙角砖缝花盆里，电灯罩子底座下，门窗木板裂隙间，什么也没有，衣袋里除了“中央社”的职员证而外还有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还有一张“良民证”。噢，不，在另外几件衣裳袋里还有三张“良民证”，得转移到别处。最后定神仔细地想，现在只剩一条百来斤的汉子，看着办吧。除此之外，找不出一点牵累别个同志的痕迹和可疑之物。在这个胸膛内除了鲜血别想得到别的。那颗心，即使不跳了，也是共产党的。行了，如此这般，等着。
他心境平静了，从头到脚轻松了。但是，还有一缕心事：他惦念程和生。
李得森朝张明达这么发泄，并非无来由。
自从陈一峰告诉他西里龙夫收到中西功来信说，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后，他便为西里龙夫担心，西里是归他领导的唯一日本同志。多少情报都来自他，若有个差池，该是多大损失，怎么向党交代。于是，便派张明达去上海请求“专项请示”，并要“坐等答复”。孰料答复竟是“等等看看”！并且还说这不仅是对西里问题的答复，也是对南京站的指示。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他才想出了“工作轻装”的动议。他自己也知道，那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西里龙夫被捕的那天傍晚，陈一峰来给他报了消息，他当即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见老吴，商讨良策。到了上海，见了吴纪光。吴纪光对他的到来，好像并不意外。很快做了食宿安排。因为上海情报科调整组织之前，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双方没有什么废话。吴纪光听了他的意见，也说言之有理。但到底怎么处置这个局面，他得去请示上级。谁知一去就是一天，当夜没回来。他以为老吴出了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