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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敬远回到他的办公室。电话铃“叮吟吟”地响，又是大门对面宪兵岗楼摇过来的，声音带着笑：“特任官，有空吗？”听声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 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借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 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 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麻烦的是身上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现在，是宵禁时间，行人不准通行，怎么走啊？把衣服脱下来抓在手里，光膀子走？更容易招来麻烦。
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门虚掩着，泄出一道浅黄色的灯光，从背后照着他，不高的个子，却投出条长长的影子。旅馆的门，都是这样通宵虚掩着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随时会有巡捕、包打听、便衣特务和汉奸、宪兵来查店，来打秋风。
“急中生智”，这话一点也不假。他随即推门进了这家旅馆，向店员说明，求借用一下电话。店员明白，这个时间，突然闯进来借用电话的，都不是等闲之人，便很客气地答应了。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对方通了话。然后坐下来和店员闲谈，问他店里的生意，问他自己的生活。店员很警惕，一方面客气地有问必答，另方面不多说一句话。同时不断偷眼打量他。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个老闸捕房的巡捕。店员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摇摇手，口叫“去去去”，赶店员进了后柜房。然后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问张明达：“穿哪套？”
“都穿上！”张明达先穿便服，手里一摸，是绸料，再穿巡捕眼，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罢衣，匆匆结好钮扣，巡捕又递给他一根警棍。两人出了旅馆，并肩向北火车站走去。
这个巡捕，是地下党外围同志。抗日初期，张明达在沪南活动时，就互相熟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明达故意疏远了许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见面，也只点个头，不说话。今晚他电话急召，并且明确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装，他当然明白。所以，干脆送来两套，随你用。没想到，张明达竟都穿上了。他现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长或探目来查哨，那可就三言两语应付不过去了。
张明达更紧张，穿上巡捕服，手提警棍，固然严然一巡捕。但是碰上巡长、探目或宪兵之类的怎么办？自己要露馅，还要把这位外围同志连累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