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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天，东京派出的“特高”会同上海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差，给他送来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三人。
他一见这三个人，心里便叫苦不迭。看他们，一个个，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片，到处是伤，已经打成这样，还能指望他们“合作”？
所幸他们都还活着。暂且将他们送进巢鸭监狱，将息几天再说。趁这期间，他去“视察”中西功。
中西功经过治疗，身体仍很虚弱。但是已经能够讲话了。
他决定及早和他“恳谈”。
中西功还是不改初衷的神态，端坐椅上，面对高桥，从人类发展史的必然性说起，说到马克思主义，说到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说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说到她必胜的诸因素，说到他为什么断定日本必败，说到日本人民应该反对军阀集团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有条有理。
高桥无可奈何，只得由他讲。
他也直言不讳地实说他为自己的党提供了哪些日本重要的军政战略情报。这是些用来证明他阐述的共产主义必胜的实例。简而言之，他是为了打败日本军阀，为了实现中日和平，为了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
他还津津乐道似地说了他是怎样主动联络、组织日本革命同志，帮助中共进行对日军士兵作反战宣传的经过，从形式到内容，他提出过一些怎样的独到见解。
最令高桥震惊不已的莫过于他说：他根据得到的信息和资料，椎论判断出日本将在1941 年12 月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份情报也交给了中共负责人！他说得很轻松，眉尖隐藏着隐约可见的笑意。
高桥实在忍无可忍了：
“你是个绝对死心塌地为中共服务分子！”
“不不，我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又是你那个共产主义！”高桥习惯地要跳起来，但仍强忍着。
中西功叹了口气，然后皱了皱眉头：“看来你真是个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
高桥知道，现在再不可使用打手“教训”他了，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再承受那种方法了。也叹了口气，皱了皱眉头，问道：
“你真的以为大日本帝国一定要失败？”
“我不想再对你重复这些道理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高桥压低了声音：“你再说吧。”
中西功也压低了声音：“我从另个角度对你说说吧，你想想看，日本还有什么力量能挽救它的失败呢？军事斗争胜败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力量。现在的日本呢？你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经济方面进行一点掠夺的地点是上海，你们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一部分目的是要动员上海的中国民族资本和日本在华中的经济相结合，结果呢？毫无成效。后来，你们把这个难题移交给“兴亚院”去研究对策，同样也没有结果。汪精卫实行了市制改革，不仅帮不了日本，实际是和你们闹独立。你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却看不出其中危机，糊里糊涂把公共租界接收了，背上了个大包袱。这些你都不知道吧？我还告诉你，你们接收上海租界以后，上海的工人、店员、公司职员等等各阶层人大量失业，米价上涨，从原来的130 元一担，一跃为250 元，再一跃变成400元、600 元。市民在米店门前大声吵闹，眼看就要造成暴动，你们派军队镇压，饿死了很多人。你想想，上海400 万市民暴动起来，会是什么后果？我可以说，现在的上海，是处在没有暴动的暴动之中。
“如果这一点你陌生的话，我可以对你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日本经济实况。不错，你我都得承认，日本占领了南洋群岛，确保了日本巨大的物资地带，造成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小康状态。米、油、砂糖等等，都可得到些满足。而世界各国的国力都在迅速消耗，相对而言，日本国力有所好转。”
高桥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继续说：“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战时经济基础脆弱，这种小康状态，实际上比战前还是恶化了。就说南方物资吧，第一，种类不均衡，橡胶、砂糖过剩，其他则不足，米、钢铁，都不足；第二，运输距离遥远，石油开采设备被破坏，用于运输的船只不足。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船只损失60 万吨以上，船只少。而且在海上航运过程，又常被英美拦阻，好不容易运到日本的那点物资，可供消241 费的数目便寥寥无几了。
“铁呢？这是用于战争的重要物资，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铁，日本铁矿极少，现在年产铁坯400 万吨，炼铁设备严重不足。你们要在这个艰难的战争中迅速增加产量，是不切实际的。还有煤呢？在南洋你们得不到它，这是日本炼铁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么？我说的你听到了吗？”
高桥恼怒地眨眨眼：“你在对谁说话？！”
他像受了委屈，因为他真的在认真听。
经过这样的恳谈，高桥对中西功毫无希望了。于是提笔在判刑建议上写道：“被告背叛帝国，投靠中共，长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其利敌行为，造成帝国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尤其在大东亚圣战即将发动之际，被告潜回东京，刺探帝国进军日期，如此狂妄，其为害之大，令人战慄。被告在被捕后，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监狱里，对执法警官和狱吏，执意宣传共产主义，总以引导帝国失败为能事。。鉴于被告罪恶极大，应该依法判处极刑。。。”
写完，他忽然觉得，有一种沮丧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难能摆脱。
在这种沮丧情绪下，他着手审讯从中国解来的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
第一个，先审会说日本话的汪敬远。
这个汪敬远开始就令他十分恼火。因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说他是中国人，日本无权审问他。高桥知道，他是在搞合法斗争，也是他顽抗的方法和手段。准备对他用刑，他冷笑道：“阁下，你听着，待日本战败后，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们中国人对你的惩罚。”这使高桥不寒而慄。
他转而审讯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远那样“骄狂”，他不大说话，不争辩，承认是中共党员。但是仅此而已。关于其它，好像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在不知不党中，为中共谍报团工作似的。这种手段自然瞒不过高桥兴助，便对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头照片为证，便得不到他一个点头。在他身上费去的时间不亚于汪敬远。
对陈一峰的审讯，没法进行。这个莫测高深的记者，不识时务，始终端着一副“无冕皇帝”的架势。他冷对刑具，威胁高桥：“我要发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们的野蛮行径！”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皇帝”！
高桥率领他的审讯班子，轮流和他们三个交锋“恳谈”、用刑、取证。每场审讯下来，累得他筋疲力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不见成效。
“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上海“日本军事法庭”对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程鸿钧等的审讯，比高桥兴助在东京巢鸭监狱对中西功的“恳谈”尤为卖力。那些陪审的汪伪汉奸卖国贼，作梦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虽然日本必败的形势一天天逼近他们眼前，他们仍旧要向大日本帝国表示“亲善”。其办法就是在审讯中，尽可能表现出“仇共”面目来，给日本司法官看。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军和蒋介石之间，不断眉来眼去，在“反共”这一点上，日蒋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现在表现出一点“仇共”来，即使日本战败，他们在蒋介石座前，也将有一份表明心迹的机会，以便得到蒋家政权的信任。所以他们陪审时特别卖力。
然而这些“共党分子”，一个个，那脸色，那眼神，那答话，特别是那语气，不仅使日本司法官恼怒，更令这些汉奸们心惊胆颤。
随着大东亚战争和中国战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警视厅奉东条内阁之命，快速了结“中共谍报团”案。
东京：（巢鸭监狱）
高桥写西里龙夫“罪状”的报告书时，竟不知如何措辞为好。他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从中西和西里那里新学到的知识，又怕绕来绕去绕不明白，反而绕出个“被赤色宣传蛊惑”的罪名。没法，指令书记官逐条誊抄了西里龙夫的“言论”和“事实”共厚厚四大本。最后，他在结尾部分，按例写上：“鉴于该犯坚信共产主义，危害帝国，应处极刑。”
关于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怎么办？在难下判决的情况下，决定：长期监押。上海：（江湾日本军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汉奸达成共识：举凡与“中共谍报团”案有牵连者，无论有无供词，一律判刑。
于是，宣判前的最后审讯，匆匆地“按程序”进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点到名字，叫出监房，押进灯光阴暗的“刑庭”，宣判完毕，装上汽车，分别直送江苏无锡、苏州等监狱。这几天，监房通道里，不断响着点名的呼喊声。监房铁门里，挤满了人们各种表情的脸。
“郑百千！”“郑百千！”“郑百千！”
郑百千被难友们从稻草铺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稳。当狱警搀着他走出监房时，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狱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来，日本“特高”警察、汉奸特务越是打得狠，他心里越觉得要坚持下去，越不能放弃“不承认主义”。一旦放弃，便是功亏一篑。而且，他被打得耳鸣，日本话问些什么，听不清，反正不过是皮肉之苦呗。可怜一介书生，也真难为他了。有一天，东京来了个“特高”对着他耳朵吼道：“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的？”这是个老提问了，他仍依葫芦画瓢，照样来个摇摇头。
“他们统统，抓来的，你不说，杀啦杀啦的！”他仰头眯眼：“拿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