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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比上一次更厉害。 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 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 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 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遣。 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 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 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 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 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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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起好好干呢。 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 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 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 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 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 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 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 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 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 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 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 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 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 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 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 目前在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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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 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 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 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 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 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 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好几个人在谈话。 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 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 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你还活着哪？
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
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 你得向我学习。 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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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 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 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 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 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 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 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 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 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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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 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 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 阿列克谢耶夫娜。 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
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 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 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 米哈伊尔。 瓦西里耶维奇。 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 他满肚子学问，就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是呀，他就是保尔。 柯察金。 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 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 我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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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 达雅做工，保尔学习。 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 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 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 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 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 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 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 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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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继续在学习。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 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 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 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 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