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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 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 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 转眼就要上大冻。 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 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 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
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 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 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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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共青团省委书记 丽达。 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 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 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 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 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 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 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 吵嚷声越来越大。 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
,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 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
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
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
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 没那么多傻瓜。 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 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 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 奥库涅夫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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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 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 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 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 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 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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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 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 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 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 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 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滚出车站!
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 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 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 天很冷。 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 奥利申斯基。 我们一起走着。“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
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 我向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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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因。“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 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 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 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 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 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 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 晚上常常来看我。 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 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 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 但是我并不喜欢他。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 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 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 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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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 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 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 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 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 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 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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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 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 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 门窗都运走了。 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 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 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 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 我和奥莉加。 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 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