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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学术会议。
会开完了，大车小车接专家教授们走了，朱校长没钱回去，他举目无亲，脱下身上穿的衣服，卖了当路费。
当他风雨兼程，带着会上专家学者对大余小学的肯定和希望赶回校园，一眼看到，学校那棵枝繁叶茂落满小鸟的大树，趁他不在，被人砍了，他一下愣在那里，“树都没有了，我还活什么！”
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朱以勋拿着一瓶农药，站在那树坑旁，从午夜到黎明，他守着树坑，跳下去，爬上来，爬上来又跳下去，一粒突然落在他手上的鸟屎救了他。他难过地对汪永晨说：“我呀，还是舍不得这些小鸟，舍不得这些爱鸟的孩子！”
我想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桥梁
那天坐在汪永晨家的地毯上，她激动地对我说：“这些农村孩子对小鸟的感情，实实在在打动了我，我一定得搞个农村孩子城市孩子手拉手的活动，让大余的孩子来北京看看，告诉城市孩子他们怎样热爱大自然。”
要想搞活动，首先要有钱。干记者十几年，她交了许多朋友，于是她专门找有钱的朋友，大讲大余的孩子每天都在做什么，讲保护环境从孩子抓起的意义，讲现在独生子女缺少的爱心。
“朋友都说我煽情的功夫可以。”汪永晨说。
她成功了。
那年7月，大余小学的5名老师带着30名小学生来北京了。汪永晨高高兴兴地接站。可当孩子们下车时，她发现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蔫头耷脑，像病了一样，怎么了，钱不是都寄去了么？
一问才知道，孩子们把一些养好病的鸟带来了，想和北京的孩子一起放飞。在车上，他们舍不得买吃的，把家里给带的干粮都喂了小鸟，自己饿得晕乎乎地到了北京。汪永晨一阵心酸，她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过好！
于是，她和一些朋友尽可能地为孩子安排较好的食宿，带他们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看升旗仪式，所到之处，他们一直讲这些孩子是怎么爱小鸟，怎么保护环境，为此感动了各处的领导，给他们免去了门票。
就在大余的孩子将要离开北京时，一个退休老太太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她拿着自己的200元退休费和30块小毛巾，对汪永晨说：“北京人不能让孩子再饿肚子回去了，这小毛巾给孩子们路上擦汗用。”
一席话，说得汪永晨热泪盈眶。她对我说：“搞这次活动，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是为出什么风头，是大余的孩子感动了我。从那以后，我一直有意识地跑自然保护区，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我想成为人和大自然之间的桥梁。”
环保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1995年，汪永晨获得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机会，那里的许多见闻，深深地触动了她。
在美国的一个动物园，她采访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许多年来，一直拿一个鹰爪和一个老鹰翅膀的标本站在那儿。孩子们来了，他就把鹰爪放在孩子们胳膊上，告诉他们，鹰落在身上，就是这种感觉，他让孩子们摸鹰的羽毛，让他们用手感觉鹰的翅膀。
在美国的一所小学，她讲了大余小学的孩子们。这些美国孩子一个个热泪盈眶，当场向大余小学捐了钱和一架望远镜。
在旧金山，街道加起来总长约1300公里，其中有600多公里街道两旁的树是由社区居民参与选择和种植的。旧金山还有个民间组织，在市区管辖着60多个花园，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100多公顷，这些地都被分成双人床那么大的块块，居民们一年付50美金，就能租一块，在上面栽种自己喜欢的植物。
一位心理学教授说，她每个周末都要开车两个小时，到她租种的地上工作，在这里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他们。
一位从事广告宣传的妇女，排了3年还没租上，至今才排到第34名。不过她还是每星期必到花园来看看。
环境保护只有被老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事才能成功——这是汪永晨赴美归来的最强烈的感受。
没人养的树就像
没人养的孩子一样
回国后，汪永晨就兴致勃勃地忙开了。
她和女友金家满，找到北京十三陵林场。
林场场长说：“没人养的树就像没人养的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树要比造林更重要。”
既然如此，好，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就发起了一个“领养树”的活动。
第一次，她们号召了100多人，男女老少，有的还一家三口，没赶上车的，就从城里自己骑自行车来。那天，原只想让大家先看看，谁知人们到了山上就自己选好干上了，有的挑橡树，有的挑油松，还有选黄栌的，真像是领养孩子，有人一下选了十几棵。
一个女孩看了说：“我怎么也不能把舒婷诗里面的橡树，和眼前这个皮包骨的小树联系在一起。”
一位教师带着她6岁的儿子来了，她说：“儿子可能还很难懂什么叫志愿者，也可能把来这儿当出来玩儿，但就从游戏开始，他会慢慢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性，感受到大自然，并且懂得很多东西来得不容易。”
一位带着学生来的校长惊讶地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平时做值日都捏着鼻子的学生，到这儿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
汪永晨告诉我，有些孩子的父母一听说孩子要去领养树，就全家一起设计挂在树上的牌子，一个男孩儿的牌子是用旧乒乓球拍做的，上面除了写着树种、领养人姓名、领养时间，还写着——请保护树木，保护大自然。这个孩子说：“等我长大了，小树也长大了，这牌子还要在上面挂着，我要拉着爸爸妈妈来，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养大的，以后我还要像他们对我那样，照顾我的树。”
几个老人一边刨土一边接受汪永晨的采访，他们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攒多少财富？而且财富越花越少，人活一生，能给后代留一个好环境，才是老人的幸福，我们今天的环境是从后代那借来的，我们还给他们时，仍然应该是美好的。”
我发现我并不孤独
汪永晨说，每当一次活动之后，她就觉得自己和自然越来越近了，周围人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了，可是在她当初倡议大家做这件事时，并没想到这些。
汪永晨在美国的动物园看鸟时还发现，自己对鸟的了解，还不如人家七八岁的孩子。而在我们的课本里，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很少。我们的动物园，笼子旁边只有简单的介绍，没有有关动物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东西。
于是汪永晨和金家满找到北京百鸟园，告诉他们，想带一些志愿者来这里做导游。开始人家没有明显的兴趣，她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侃，让百鸟园的决策者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动物园的情况以及功能，告诉他们，这种做法在国外很流行，一个企业，如果有了志愿者导游，等于创了纪录。
她又成功了！1996年底，由汪永晨等人组织的“中华环保基金会绿家园志愿者培训班”，在百鸟园开课了，第一讲——《认识我们的朋友》。
“本来我希望第一批志愿者是10个大学生，5个中学生，5个退休老人，谁知一下就来了60多人。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第七讲了，大家热情都很高，等到他们培训完之后，就可以做导游了。”
汪永晨说，鸟的生存状况如何，往往是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的监测指标。一种鸟在全世界消失了，就永远地消失了，但在一个地区消失了，只要这个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这种鸟就有可能重新出现。爱鸟，是普通志愿者能够从身边迈出的第一步。
“我发现我并不孤独。”汪永晨说，“其实大家对大自然的感情和我一样，只需要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怎么，你兴致勃勃做这些事时，还感到孤独吗？”我惊奇地问她。
“是，有时困难重重。”
我问她：“我采访过一些民间绿色事业的从事者，他们都表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钱，那么你呢？”
“我不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自己能力达不到。有时为搞一个活动，我要在家里打100多个电话。
“我是一个记者，有人力资源，可以鼓动大家，但鼓动不了怎么办？”
不过汪永晨向我说过之后，好像很快就忘记了，因为才一会儿工夫她就转换了话题：“不久的将来，我要让北京人也能租一块地，种自己喜欢的植物，这是我正在酝酿的一个计划。那次出国回来，我和朋友念叨这件事，结果大家都想赶快干起来，于是我就和几个志同道合者筹划起来，我们准备在北京北边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块地，搞一个绿家园营地，让市民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绿色田园生活。”
“你要干的事太多了，你不觉得累么？”
“不累，因为只要我觉得有兴趣的事，花钱搭工夫我也爱干，我还特别想开一辆绿色的大篷车，走街串巷，让大家和绿色交朋友，里面有录像机有环保小册子，还教大家唱歌，都唱绿色的歌儿。”她说得很陶醉。
“怎么像诗一样。”我笑了。
她说：“真的，我真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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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36
Title ：你能活多长
Author ：达闻
Issue ： 总第 192期
Provenance ：青年参考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人类的寿命极限在哪里？据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很难回答。虽然在以往很长的岁月里，人类似乎都不能活得久，但近半个世纪来，这些数字却有了很大变化。
面对这一趋势，有科学家提出，100岁是不是峰值？如果不是，这条曲线下一步怎么走？150岁200岁还是300岁呢？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又是为什么？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在冲击传统的寿命限值。比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所大学里，科学家们已成功地使一种肉眼几乎很难看到的透明的小虫——线虫在一定条件下存活了50天，而平常线虫的寿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