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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虽然偷情是快乐的，但心中的担忧和恐惧还是有的。有些男女随便野合，没有床
铺，为怕别人发现，在背墙角、草坪、草木深处等地草草行事，或铺裙子，或在身下垫些草；或弯腰从背后插入，或站立靠着柱子交合，虽然有些担惊和不适，但这种幽会和交合，胜过床上的百次。
这篇奇文中也提到了古人的一种性爱养生法——还精补脑。即指当性高潮即将到来时，有时故意不射精，使精液回转而不泄，再深深地吸气，并吞咽口中津液，据说此法可以益寿养生。近世有医家指出，所谓的还精补脑，不过是古人的一种臆测，毫无科学根据，而且，这种做法还易导致前列腺炎，使人过早丧失性功能。可惜此说已无法告知古人。
五、奇异的求爱方法——不可解的方法与不可解的爱情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
——敦煌唐人《攮女子婚人述秘法》
中国古人素以含蓄著称，帏幄秘事于外人是万万不能讲的。于是，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尤其少。所幸的是，开放的大唐帝国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足以填补我们的某种欲求。
在敦煌唐人中，由于性爱习俗的泛滥，产生了一系列奇异的男女求爱的新方法。《攮女子婚人述秘法》就是奇异的求爱法之反映。所谓“攮”，通“禳”。即祈禳，意为祈求福祥，祛除灾变。“婚人”指结过婚的男人。
已婚女子在得不到丈夫的爱情时，有许多方法向丈夫求爱。譬如用赤着的脚放在丈夫肚脐处抓痒；譬如把丈夫的大拇指甲烧作灰，用来饮酒，表示对丈夫极为尊敬，以赢得丈夫的怜爱；譬如取自己下眼睫毛14根烧作灰，用来饮酒，用这种轻微的苦肉计赢得丈夫的怜爱；譬如将自家门户下方五寸范围的泥土取出得到魔力，表示对自己丈夫极度的爱，以赢得丈夫的畏敬与爱情。
男子求爱方法并没有比女子高明多少，然而，其使用率却远远超出女子。
桃枝求爱“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男人得不到妻子的爱，便以为是有鬼将自己妻子的魂勾跑了。于是在某月第一天取东南桃枝做一个木人，上面写上所爱女子的名字，将它安放在厕所上，就可得到这个女人的爱情了。
关于桃枝的神奇色彩，文献屡有记载。《事物纪原》卷八引《玉烛宝典》云：“元曰施桃版着户上，谓之仙木，凶郁垒山桃，百鬼畏之故也。”《山海经》曰：“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于是黄帝法而象上，驱除毕，因立桃版于门户，画郁垒以御凶鬼，此则桃版制也。盖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画神像于版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
庚子书女名“凡欲令女爱，以庚子日，书女姓名，方圆，无主，即得。”这是未婚少男求其所爱的姑娘之法。意为，凡欲取少女之爱者，在“庚子日”（吉日）写上这女孩子的姓名，贴在其处，如果女方无主，便可得到她了。现代人看来虽觉可笑，但敦煌唐人却是虔诚信之。为什么一定“庚子日”才能书贴呢？因为庚子是吉日，据佰三二四七《大唐同光四年（926）具丙一卷》所记：“（正月）十二日庚子土执，修寨穴吉。”“（四月）十五日庚子土危，镇吉。”“（六月）十六日庚子土执，裁友吉。”所以必需在庚子吉日书名才有效。
喝发灰酒这一方法与女子喝丈夫的指甲灰酒有一拼。“凡男子欲令妇爱，取女头发，烧成灰，以酒和成服之，验。”这是一种感化之法，认为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爱得要命，为了要得到她的爱情，想方设法弄到她的数根头发，将它烧成灰，和酒饮下肚，便能使女子感动得爱他了。
上述种种方法，是敦煌唐人认定的求爱药方。
但奇异的是，吃药在男方（或女方），却治好了对方之病，召回了对方之魂，这就是敦煌民间求爱法的神秘有趣之处。总之，在敦煌唐人看来，爱情是神秘不可解的，吃这种不可解之药，便能得到这种不可解的爱情。
这其实是巫术在情爱中的应用。
利用巫术来求爱，主要遵循如下两种原则。
其一为感应律。凡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是分开了，也能互相感应，这种叫做“接触巫术”，比如一个人的衣物或东西，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巫术于此物，这些衣物或东西就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必然受其影响。敦煌唐人认为女子将赤足触夫脐处，必得爱敬，就是典型的接触巫术。还有写着妻子姓名吉日，必得女爱，也是这种巫术恋爱之反映。
第二种原则为相征律。这种也叫“模仿巫术”。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类相生死，如仿照某人形状做木偶，此木偶便与某人同类，置木偶于死地，也象征着某人已亡。另一种是同类相疗法，这是最早的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动物的某一部分器官，就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器官。
上面所述，敦煌唐人认为凡欲取得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就是模仿巫术恋爱。其特征是以“木人”象征所爱对象。
在宋代仍有模仿巫术，是用寺庙中的土偶来治疗男子的遗精、性衰竭、阳萎等病。据宋朝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七说，宋代有一姓黄的行者，看见寺庙中有尊泥菩萨乳房垂于被外，便用手去抚爱，以后每到庙里来烧香，便来摸乳房，后来他便有幻觉，感到泥菩萨眼睛动起来，和他一起到屏内去做爱，自是日以为常，经月以后他便病了。庙里的老和尚暗地里偷看，跟着那泥胎演化的妇人上山，后来有一天，等到那妇人又来时，便用手杖打她，她铿然扑地，泥菩萨成了碎土块，奇怪的是在土中得到一个泥儿胎，好像怀孕数月的娃娃。老和尚令黄某人把泥胎带回家，弄成屑末，和药以食，终于治好了性虚。这就是模仿巫术治病虚构的故事，用来迷惑更多人。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9节 出卖肉体的人
——风月无边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
——林语堂
名妓对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这笔旧账翻开来，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90首，李冶的也有14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个中秘密何在？
原来，在男性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著名诗句。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
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士人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
◎ “娼圣“
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